历史档案里的隐形武器，高志凯教授为何能一战成名。在国际法理战场上，高志凯教授则将一封尘封78年的绝密文件公诸于众，这封被标为SCAPIN677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直接将钓鱼岛排除在日本“合法活动范围内”。自该文件于1946年出台后，在学界从未引起过任何涟漪。国家每年投入巨资进行日本问题的研究，许多大学的日本研究所的论文报告堆满了图书馆，但是关键时刻能用来杀人的法理依据是由一位“体制外”的学者提供的，而高志凯翻出的法律条文，早在1997年就被学者发表于学术刊物。 高教授的独特性在于其复合背景（耶鲁政治硕士+法学博士+华尔街律所国际法实务），这使得他相比传统学者不那么热衷于纯理论的思辨，却更善于从法律文本中挖掘出可以落地转化的工具。这点在他2016年发表的《中国国际法评论》上的《战后亚太秩序重构研究》一文中已经有所揭示。问题出在学术评价制度上。职称评审以数量为标准，而没有把质量作为一个前提。于是，不少人都去寻找那最保险、最容易发表的东西进行研究。高志凯在外交部翻译岗位的时候，就养成了从外文档案中寻找答案的习惯，这是一种“做加法”的研究，远不像现在的“做减法”那样轻松一些。SCAPIN677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备双重属性，即既是《波茨坦公告》的执行细则，又是独立的国际法。日本政府在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时，已经默认了这个30度的规定。2012年钓鱼岛危机之中，中方曾经使用过这条规定，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法律战果。显然，高志凯成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学界“重论文、轻实操”的结构性问题。而那些沉睡在档案馆中的历史文献，其中可能蕴含着更多的“战略”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