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杀了魏忠贤，大明朝就垮了？原因很简单，魏忠贤不讲理。   天启七年，魏忠贤权势滔天，号称"九千岁"，全国各地给活人建生祠，朝野上下见了东厂番子腿都打哆嗦。   两个月后，17岁的崇祯轻轻一挥手，这位不可一世的人物就上吊自杀了。   天下人欢呼圣人出世，崇祯自己也飘了，觉得自己堪比上古大舜，再挥挥手就能中兴大明。   但崇祯不知道，扳倒魏忠贤太容易，因为这人本质上就是皇帝的一条狗，主人换了，狗自然就没命了。   真正难对付的，是魏忠贤背后那套运转了两百多年的规则。   明朝的政治运行有一套精密的"讲理"系统。   科举选官、言官弹劾、内阁票拟、六部执行，任何事情都要走程序、讲道理、搬祖制。   这套系统看起来很文明，但有个致命的毛病——效率极低，而且特别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   皇帝想收商税，言官们就搬出"朝廷焉能与民争利"来堵嘴。   皇帝想打仗用兵，文官们就说"祖制如此"拖延扯皮。   任何触动既得利益的政策，都会被无休止的弹劾、辩论、程序消耗殆尽。   魏忠贤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这人压根"不讲理"。   东厂和锦衣卫在手，可以不经司法程序直接抓人、审讯、定罪，完全绕开文官集团精心构建的规则迷宫。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四个人在密室喝酒，其中一个喝高了骂魏忠贤，话还没说完，东厂番子就破门而入，骂人的当场被凌迟，另外三个吓得魂飞魄散。   这种恐怖效率，文官系统永远做不到。   天启帝用魏忠贤，绝非昏庸，而是有意用"不讲理"的宦官来制衡"太讲理"的文官。   东林党势力庞大，科举出身的官员遍布朝野，形成了一张与皇权对峙的利益网络。   天启帝酷爱木工不理朝政，但政治嗅觉极准，临死前还嘱咐弟弟"忠贤宜委用"。   这话不是糊涂话。   魏忠贤在位时，朝廷至少还能从江南富庶之地收上一些工商税来。   江南的士绅商人被魏忠贤用"不讲理"的手段强行剥了一层皮，银子送到辽东前线当军饷，北方农民的负担也能稍微减轻一点。   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党人被酷刑折磨至死，固然令人齿冷，但魏忠贤的恐怖统治客观上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   崇祯把魏忠贤杀了，这个平衡瞬间崩塌。   东林党迅速东山再起，占据朝堂要津，工商税松弛下来，因为那触动的都是士绅阶层的利益。   没有了"不讲理"的人，朝堂变成了空谈场，每一项决策都"合理合法"，但累积起来就是灾难。   崇祯收不上商税，只能向农民加派"三饷"。   辽饷、剿饷、练饷，数以千万两的负担全部压在已经赤贫的农民头上。   陕西大旱，颗粒无收，朝廷又来催税，农民活不下去了，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李自成、张献忠的百万大军从何而来，就是被逼到绝路的农民和欠饷哗变的边军。   讽刺的是，李自成进京后从官员家中抄出的金银数以千万计。   钱一直都在，只是大明收不上来。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位阁臣，杀了七位总督、十一位巡抚，把袁崇焕凌迟处死。   这位皇帝勤政到头发都白了，却始终不明白一个道理：朝堂上那些"讲理"的人，讲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理。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应该向江南的士绅商人收税。   因为说这话的人，以前都被魏忠贤收拾干净了，现在没有人再敢"不讲理"。   崇祯自己也"太讲理"。   性格多疑，用人苛刻，对袁崇焕三年之内从极度信任到凌迟处死，寒了所有边将的心。   临死前留下遗言"诸臣误朕"，到死都不承认是自己把能用的人用废了，把能用的制度拆毁了。   大明亡于李自成破城那一刻，但病根早在崇祯杀魏忠贤时就埋下了。   帝国需要刀子，需要一个敢"不讲理"的人去割既得利益集团的肉。   魏忠贤是奸臣不假，但奸臣有奸臣的用处。   崇祯把刀子扔了，却没有找到新的刀子，反而把刀柄交给了那些"只讲对自己有利的理"的人。   等到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想让大臣们捐钱守城，满朝文武哭穷装傻，国丈周奎只肯拿出一万两。   这些人在魏忠贤手下，哪个敢说半个不字。   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下，崇祯吊死之前一定想明白了一件事：杀魏忠贤太容易了，但杀了之后，谁来替皇帝"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