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独秀先生走出国民党的监狱后，延安向他发出了邀请，陈独秀先生对此非常高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前往延安。这是为什么呢？ 1937年8月，日军的轰炸机在南京上空盘旋，把这座城市炸得人心惶惶。就在这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陈独秀走出了关押他多年的老虎桥监狱。 刚出狱那会儿，他和中共这边的关系其实挺热乎。叶剑英、博古这些老战友都在南京，大家见了面，话里话外都是希望他能归队。 陈独秀自己也表了态，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当时的《解放》周刊甚至还专门发了篇文章，满怀期待地问这位老前辈要去向何方。 这时候，一道无形的门槛横在了中间。延安那边发来了电报，说是欢迎他回来，但得答应三个条件：公开放弃托派理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还得用实际行动表个态。 陈独秀看着这电报，那股子倔劲儿就上来了。他觉得自己心里那是装着抗日大局的，怎么还得像个犯错的小学生一样写保证书？这回家的路，就这么卡住了。 真正让陈独秀彻底寒了心的，是后来泼在他身上的一盆脏水。 1938年初，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来了。这两人一回来就没干好事，康生在刊物上发了篇文章，题目吓死人，叫《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 文章里竟然凭空捏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的间谍，每个月拿日本人300块钱的津贴。这话传到陈独秀耳朵里，把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 他这一辈子，虽然政治观点上有过分歧，但说他是汉奸？这是在挖他的祖坟！他当即拍了桌子，公开发文驳斥。这一下，他和延安的关系算是降到了冰点。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一腔热血为了国家，怎么就成了拿日本人钱的卖国贼？这口气，他咽不下去。 国民党那边一看陈独秀和延安闹僵了，觉得机会来了。蒋介石变着法儿地想拉拢他，派了陈立夫这些大员轮番上阵。 他们开出的价码那是相当诱人：给10万块钱经费，给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还让他当劳动部部长，只要他肯组建一个“新共党”。 换做旁人，这时候可能就动摇了。可陈独秀是谁？他是块硬骨头。他把脸一沉，直接回绝：“想让我组建新党？门儿都没有，这不是我愿意干的事！” 后来那个叛徒张国焘也跑来劝他搞事情，同样被他骂了出去。甚至连戴笠和胡宗南这两个特务头子都奉命跑到了江津。 那是1939年的夏天，这两人手里拿着报纸，上面登着王明骂陈独秀的文章，想借此刺激陈独秀。 陈独秀一眼就看穿了这俩人的鬼把戏，冷冷地扔下一句：“我是来避难的，不谈政治。” 他还特意警告这两人，今天的谈话，一个字都不许见报。这两个大特务碰了一鼻子灰，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从这以后，陈独秀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苦。1938年夏天，他带着妻子潘兰珍辗转到了四川江津，最后在离县城三十多里的鹤山坪石墙院安了家。 这地方偏僻得很，生活条件也差。他手里没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得把衣服当了换米吃。 即便穷成这样，陈独秀的气节一点都没丢。国民党的大官朱家骅想送他5000块钱，他不要；以前的学生、后来的叛徒任卓宣寄来200块钱，他也给退了回去。 老朋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说那边有出版商愿意出大价钱让他写自传，让他去美国享福。陈独秀回信说，如今国难当头，我跑去美国写书赚钱，那是对国家的背叛。 他在那个破旧的石墙院里，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写书上。他想给中国的孩子们留下一本好的识字课本，叫《小学识字教本》。 书写好了，送去教育部审阅，结果部长陈立夫非要他把书名里的“小学”两个字改掉。陈独秀那个牛脾气又上来了，他说：“一字不能动！” 哪怕预支的那两万块稿费能救他的急，他也毫不犹豫地把钱退了回去。 其实延安方面一直没放弃过他。1942年5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跑到了石墙院看望他。周总理劝他写个检查，哪怕是个简单的表态，就能回延安去养病，那边条件好多了。 这时候的陈独秀，躺在病床上，身体已经虚弱得不行了，但他的脑子还是清醒的。他看着周恩来，叹了口气，还是那句话：“我老了，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也不想让你们中央开会没结果。”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虽然坎坷，但无愧于心，没什么好悔过的。周恩来听了，心里难受，但也知道劝不动这位倔强的老人了。 就在周恩来走后没多久，1942年5月27日的晚上，陈独秀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据说是因为高血压引发的心脏衰竭，也有人说是之前误食了发霉的蚕豆花水中了毒，把身子骨搞垮了。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么在江津那个漏风的石墙院里走了，享年63岁。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还要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他这一生，没积蓄，没房产，除了一身傲骨和对这个国家深沉的爱，什么都没留下。他曾对老友章士钊说过一句话，听着让人心碎：“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