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吴德在即将去世之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示意女儿吴敏靠近，吴敏赶紧把耳朵贴到父亲嘴边，只听父亲断断续续的说：“我这辈子没捞过好处……也没对不起老百姓……你，别学那些歪的。” 病床上的吴德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眼窝陷得厉害，连呼吸都带着细碎的声响。输氧管插在鼻子里，手背上还扎着吊针，那只手枯瘦如柴，指节却依旧分明，是常年握锄头、写公文磨出来的硬茧。吴敏攥着父亲的手，指尖能摸到他皮肤下的骨头，眼泪早就糊了满脸，却不敢哭出声，怕惊扰了父亲这最后一点清醒的时刻。 吴德是县里的老民政干部，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黄土地。1958年他刚参加工作时，还是公社里的小干事，背着帆布包，踩着一双布鞋，走遍了辖区里的每一个村子。那时候的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就成了泥塘，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裤腿上永远沾着泥点子。乡亲们心疼他，往他手里塞红薯、塞鸡蛋，他从来都是摆摆手，实在推不掉，就掏出粮票和钱硬塞回去。他常说，干部是老百姓的servant，不是老爷，吃老百姓一口饭，就得给老百姓办十件事。 七十年代，吴德调到民政局，管着救济粮和救济款的发放。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饿肚子是常事，救济粮就成了救命粮。有人托关系找他，想多领点粮食，甚至偷偷往他兜里塞钱，他当场就翻了脸，把钱摔在地上，红着眼睛骂：“这些粮食是给吃不饱饭的老百姓的！你揣着良心来换，不怕遭报应吗？”骂完还不算，他连夜把救济名单贴在民政局门口的墙上，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领了多少粮，明明白白，谁都别想搞猫腻。 那几年，吴敏正上小学，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穿新衣服、吃白面馒头，自己却总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啃着玉米面窝头，心里也委屈过。她拽着父亲的衣角问：“爸，你管着那么多粮，为什么我们不能多吃一口白面？”吴德蹲下来，摸着女儿的头，声音沉得很：“咱家的窝头能吃饱，可有的人家连窝头都吃不上。爸是干部，不能先顾着自己。”那时候的吴敏似懂非懂，只记得父亲的眼神，严肃得让人不敢反驳。 吴德的家，几十年都没换过样子。三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屋里的家具还是结婚时打的木柜子，漆面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沙发是八十年代单位淘汰的，弹簧都松了，坐上去咯吱响。有人劝他，好歹是民政局的干部，换个像样的房子，买套新家具，他摆摆手：“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行，家具能坐能放就行，钱要花在该花的地方。”他嘴里的该花的地方，是村里的小学校舍，是乡亲们的灌溉水渠，是困难户的过冬棉衣。 后来吴德退了休，也闲不住，每天扛着锄头去村口的荒坡上种树。他说，这片坡荒着可惜，种上树，以后孩子们就能在树下乘凉。他种的树，一棵一棵都活了，枝繁叶茂，长成了一片小树林。乡亲们路过，都喊他“吴老书记”，他摆摆手，说自己早就不是书记了，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弥留之际的这几句话，吴德说得费劲，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他看着女儿，眼神里没有留恋，只有叮嘱。吴敏含着泪点头，哽咽着说：“爸，我记住了，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吴德听到这话，眼睛里的光颤了颤，然后慢慢暗了下去，手从女儿的掌心里滑了下去，再也没了动静。 吴德走后，吴敏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翻出了一个旧本子。本子里记满了他工作时的事，哪家有困难需要救济，哪个村子的水渠需要修，哪户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没钱交学费。最后一页，是他退休后写的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求富贵，只求心安。”本子里还夹着几张粮票，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是当年他退给乡亲们的，他一直没扔。 吴敏后来也进了机关单位，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做起。有人想托她办事，送钱送物，她都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想起那个旧本子里的字迹，坚决地拒绝。她常说，父亲没给她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给她留下了一句话，一句够她一辈子遵守的话。 这一辈子没捞过好处，也没对不起老百姓。这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比任何誓言都重。吴德的一辈子，活得清清白白，坦坦荡荡。他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守着自己的良心，守着一个干部的本分。 一个人的清白，是留给家人最好的遗产。一辈人的坚守，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底色。吴德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足够让人记住：当官为民，守心守德，才是最硬的骨气。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