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年，年羹尧赐死，朝野震动。一道白绫，权臣殒命，众人皆料年氏一族将就此沉沦，可谁又能想到，这背后竟藏着家族命运的惊天逆转？ 雍正对年羹尧一族，初时严惩不贷，子嗣或被斩首，或遭流放，爵位尽数削夺，仿佛要将年家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抹去。然而，仅仅数月，局势便急转直下。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再度被启用，出任内务府总管，掌管皇室财赋，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意味着年家在朝廷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贬的诸子也陆续被召回，就连年羹尧的祖父年遐龄，也以一等公的礼遇下葬，这般殊荣，在受罚家族中实属罕见。 朝廷的宽宥，并非毫无缘由。年家与皇族联姻深厚，这层关系如同一张无形的保护网，在一定程度上庇佑着年家。而年希尧自身能力出众，善理政务，深得雍正信任。他执掌景德镇御窑期间，暗中扩大官窑瓷器的生产规模，私自售卖，聚敛了大量财富。不仅如此，他还凭借职务之便，在大兴地区以低价收购旗人的田产。当时，旗人因各种原因，多有变卖田产之举，年希尧瞅准时机，大量收购。至雍正末年，年家已在大兴拥有4.5万亩良田，这些田产广泛分布于青云店、魏善庄等地。 有了如此庞大的田产，年家开始构建自己的庄园经济。他们设立庄园，招募佃户，收取稳定的租税。佃户们辛勤劳作，为年家创造着源源不断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家的财富如同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 百年之后，时局变迁，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年家凭借着多年积累的财富和土地，摇身一变，成为了民国北京城里的“包租公”。他们坐拥大量房产，收取租金，日子过得富足安逸。曾经的权臣家族，在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历史洗礼后，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辉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乾隆年间，家族一分为二，“南年”“北年”各展其途，是重工商，还是兴农牧？两支脉的抉择，早已埋下日后纷争的伏笔。 南年一支，以工商为基，油坊商铺林立，更兼行赈灾、办私塾，与士绅结亲，深深扎根地方，成为一方势力之代表。北年则兴农牧，设当铺以惠乡里，两支虽路径不同，却都在各自领域内声名鹊起。咸丰年间旱灾肆虐，年家挺身而出，施粥减租，赢得民心；同治光绪年间，又助修水利，声望更是如日中天。年福堂创塾授算学，更是开风气之先，引领一时之潮流。即便清末动荡，年家根基也未曾动摇，其坚韧与智慧，可见一斑。 然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民国肇始，年家再次面临抉择。年锡纯，这位家族中的佼佼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地产的机遇。他以大兴田租为本，购入西直门里南小街多处房产，改建骑楼铺面、分割四合院出租，一时之间，年家房产遍布京城。1925年，八十六处房产年收逾十万大洋，年家之富庶，可见一斑。后成立裕昌置业，更是将地产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开发新式住宅，引领京城地产之潮流。战乱之际，年家更是展现出了其远见卓识，改宅为仓，维系商户，保全产业，其智慧与勇气，令人叹服。至1940年代，年家已形成集商住工于一体的地产网络，其势力之庞大，令人咋舌。 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任何人的意志而停留。1949年后，年光宗主动申报全部房产，捐献地契账册予档案馆，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新时代的响应与拥抱。西直门房产交由政府管理，仅留东厢房自居；大兴庄园转为合作社，校舍成小学，农具用于集体生产。年家退出地主身份，后人投身工农教政各业，淡出显赫，成为平民百姓之一员。这一转变，既是对历史的顺应，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昔日骑楼今为文保建筑，静立街巷，它见证了一个家族从权臣余脉到平民百姓的百年沉浮，也见证了一个时代从动荡到安宁的变迁。年家的故事，如同一部厚重的历史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