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船上，许多旅客上前围观。任弼时忽地瞥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很面熟，他正准备打招呼，突然想了想，不能这样冒失。 主要信源：（《任弼时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等） 1928年秋，长江安徽段的一艘小火轮上，挤满了各色旅客。 在船舱一角，一个名叫“胡少甫”的年轻商人模样的人，被镣铐锁着，由两名持枪士兵看守，正被押往省城安庆。 没人料到，这个看似普通的生意人，其实是中共的重要人物任弼时。 他前些日子在南陵县被捕，任凭敌人用刑，始终坚持自己只是长沙纸庄的伙计。 敌人没找到证据，但又不甘心放人，便决定将他解往安庆进一步审讯。 船行途中，在一个小码头停靠。 一批新旅客吵吵嚷嚷地涌上船，其中有个挑着担子的中年汉子，是往来这一带做小买卖的彭佑亭。 他挤进船舱找地方落脚，目光不经意间扫过角落，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是他从小相识的同乡任弼时。 彭佑亭心里一惊，差点脱口喊出对方的名字。 就在这一刹那，任弼时也看到了他。 任弼时的反应极快，他没有做任何明显的动作，只是用眼神死死地盯了彭佑亭一眼，那目光里带着严厉的警告和制止。 彭佑亭也是个机灵人，立刻明白过来，硬生生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装作完全不认识的样子。 转身找了个地方坐下，再也没往那边看一眼。 船到下一个码头，彭佑亭便匆匆下船。 他连货物也顾不上了，一心只想赶紧把任弼时被捕的消息送出去。 他千方百计赶到上海，找到了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和党组织。 这段千里报信的旅程同样充满风险，彭佑亭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朴素的情义，克服了重重困难。 此时，在安庆的监狱里，任弼时正承受着严峻的考验。 敌人对他动用酷刑，但他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实情，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纸店伙计“胡少甫”。 他深知，只有守住这个身份，才有一线生机。 每一次审讯都是意志的较量，身体的剧痛与身份的伪装必须同时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 狱外，营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 根据彭佑亭带来的关键信息——任弼时使用的化名和伪装身份，党组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陈琮英强忍悲痛，抱着年幼的孩子冒险返回长沙老家。 在组织的协助下，他们与“伟伦纸庄”取得联系，精心伪造了全套能够证明“胡少甫”此人真实存在的商业凭证和人事档案，将这个假身份做得天衣无缝。 与此同时，党组织在安庆聘请了律师，以“胡少甫”家属的名义进行合法营救，并筹措经费打点关节。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精密行动，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当敌人按图索骥派人前往长沙调查时，所有他们查到的人和事，都证实确有一个叫“胡少甫”的伙计在纸庄做事，不久前被派往安徽收账。 面对这样“铁证如山”的调查结果，加上狱中的任弼时始终问不出破绽。 敌人虽然满心怀疑，却再也找不到继续关押的借口。 经过数月的周旋，1929年3月，敌人只得将任弼时释放。 这次能够虎口脱险，依靠的是任弼时本人钢铁般的意志、事先准备的周密伪装、关键时刻战友的机智应变。 以及狱外党组织高效而冒险的营救行动。 但是胜利的背后亦有牺牲，陈琮英在奔波营救途中，她怀抱的幼女不幸夭折，这是为革命胜利付出的沉重家庭代价。 这次历险并非终点。仅仅几个月后，任弼时在上海再次被捕。 危急关头，他迅速吞下了身上携带的秘密文件。 在狱中，他遭受了电刑等更残酷的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损伤，却依然坚守秘密。 后来，在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精心策划下，他才被再次营救出来。 连续两次入狱及酷刑摧残，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为他日后早逝埋下了病根。 但任弼时没有停下。他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在长征路上。 无论是在抗日烽火中，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都担负着繁重的领导责任。 他工作起来细致认真，不知疲倦，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有“三怕”之称。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花钱多。 这种鞠躬尽瘁的作风，使他被誉为“党的骆驼”。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早年伤病积累，最终压垮了他的身体。 1959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年仅四十六岁。 他的早逝，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也是他个人为革命事业燃尽生命的写照。 回望1928年长江船上的那一幕，那瞬间的眼神交汇，是一次生死关头的无声默契。 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机智，更是那个年代无数革命者与人民群众在危难中相互守护的缩影。 对此，您怎么看？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