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刘国志被捕，他的五哥大惊，专程从香港飞到重庆，拿着一张空白支票送给了特务头子：“放了我弟弟，要多少钱，你自己写！” 这张可以随意填写金额的支票，在1948年的中国能买下什么，怕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但特务头子徐远举看着支票，又看看牢里那个被打得遍体鳞伤却眼神坚定的年轻人，心里大概也在犯嘀咕。 这个出身豪门的“少爷”，怎么就这么犟呢？ 刘国志的家世，在当时的重庆确实算得上显赫。 父亲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厂长，家族里政商名人辈出，从小锦衣玉食的他，本来可以像其他富家子弟一样出国留学，回来继承家业或者进入官场。 可他偏偏在读书的时候接触了进步思想，硬是走上了一条让家人无法理解的革命道路。 搞不清当时的刘国志是怎么想的，放着好好的少爷不当，非要去干那些掉脑袋的事情。 他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利用自己的家庭背景作掩护，悄悄开展学生运动和情报传递工作。 本来想安安稳稳完成学业的他，却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逐渐明白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1948年的重庆，白色恐怖已经到了让人喘不过气的地步。 由于叛徒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国志也不幸被捕，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刚被捕的时候，徐远举真没把这个“小少爷”放在眼里，觉得他不过是一时冲动，只要稍微用点手段，肯定会乖乖投降。 很显然，徐远举低估了刘国志的意志力。 先是好言相劝，见没效果就动用酷刑，老虎凳、烙铁这些在渣滓洞常见的刑具都用上了。 刘国志被折磨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却还是那句话：“要杀就杀，想让我背叛组织，不可能！”如此看来，这个富家少爷的骨头，比想象中要硬得多。 无奈之下，徐远举想到了刘国志的家人。 他知道刘家有钱有势，便暗示只要家人来“运作”，事情还有转机。 远在香港的五哥刘国琪得知消息后，立刻放下手头的生意，坐飞机赶到重庆。 作为香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刘国琪有的是钱，他以为只要肯花钱，弟弟就能平安出来。 刘国琪见到徐远举后，直接递上了那张空白支票。 徐远举看着支票，心里盘算起了小九九。 他告诉刘国琪，放人可以，但刘国志必须写一份“脱共声明”，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 徐远举本以为这个条件不难，毕竟对刘国志来说，不过是写几个字的事情。 当刘国琪把这个消息告诉刘国志时，却遭到了弟弟的严词拒绝。 “我加入共产党是自愿的，现在让我写声明脱离组织，这比杀了我还难受。” 刘国志对哥哥说，“家里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种背叛信仰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到。” 面对亲情和自由的诱惑，能做到这一步，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徐远举没想到刘国志这么“不识抬举”，他以为金钱和亲情总能打动这个年轻人。 可他忘了，有些东西比生命还重要，那就是信仰。 刘国志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还和其他难友一起创办了狱中刊物，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如此看来，他不仅自己没有屈服，还在用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屠杀。 刘国志和其他200多名烈士一起，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年仅28岁。 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让后人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有的样子。 如今，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里，刘国志的事迹被永远铭记。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仰的力量可以超越阶级和出身，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为理想付出了什么。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刘国志的选择和坚守，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 毫无疑问，刘国志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一个关于信仰和坚守的动人故事。 他放弃了优渥的生活，选择了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面对酷刑和诱惑，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 这样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