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前后中国对苏联债务偿还全过程！ 一、债务形成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处于友好合作阶段，债务主要源于三类场景：一是抗美援朝期间，苏联以半价向中国提供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中国因此欠下30亿元人民币军火债，折合当时13亿美元，仅少量装备为无偿援助；二是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移交折合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相关费用计入债务；三是1958至1960年，因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中国未能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形成25亿卢布商贸债。据官方统计，1950年以来中国欠苏联外债及应付利息合计折合人民币57.43亿元，1960年前已偿还33亿元，剩余债务主要为商贸欠款及旅顺装备收购费，约23亿元人民币。 二、偿还过程关键节点 1. 1959年：债务问题凸显，偿债决心初定 1959年中苏关系已显现紧张态势，意识形态分歧加剧，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偏向印度，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叠加此前贸易欠款问题，债务偿还逐渐成为两国互动的焦点。尽管当时剩余债务仅占中国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处于可承受范围，但在中苏关系趋紧的背景下，为在外交斗争中占据主动，国内已形成“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共识，坚定了清偿债务的决心。 2. 1960年：关系恶化施压，偿债计划推进 1960年苏联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多项经济合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额外压力，也让债务偿还形势更趋复杂。同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口头声明，因自然灾害和专家撤走导致经济困难，提议贸易欠款分5年还清。苏联外贸部长随后指责中方未协商便确定偿还期限，要求三个月内偿清贸易欠款，这成为民间“苏联逼债”说法的主要由来，不过中国政府对该不合理要求予以反驳。年底刘少奇访苏缓和了两国紧张关系，为债务偿还争取了缓冲空间，国内也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偿债事宜，各省设立对应领导班子统筹出口指标，正式推进偿债工作。 3. 1961年：双方达成谅解，偿债稳步开展 1961年中苏关系出现阶段性缓和，苏联部分恢复对华援助，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的借用支持，中国接受了古巴糖，未借用粮食，坚持立足自身及其他渠道解决粮食问题。4月两国达成协议，1960年贸易欠款可分5年分期归还，借用的古巴糖欠款最迟1967年还清，均不计利息，为偿债工作明确了具体方案。在此期间，中国主要以货物抵偿债务，受外汇短缺限制，优先组织农副产品和矿产资源出口，优质猪肉、鸡蛋、苹果、大豆等农产品优先供应苏联，新疆可可托海的钨矿、铍矿等稀有金属出口更是承担了一半的偿债份额。 4. 1964-1965年：提前还清债务，实现无债目标 1961年10月中苏正式决裂后，中国加快了债务偿还进度，全国上下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按期交付偿债物资。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及利息，1965年彻底还清剩余的蔗糖欠款和贸易款项，累计偿还总额达57.44亿元人民币。同年5月，《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标志着对苏债务偿还工作圆满完成。 三、偿还过程的核心特点 中国对苏债务偿还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便在经济困难、外部施压的双重挑战下，也拒绝受制于他国，既未接受不必要的援助捆绑，也坚决反对不合理的偿债要求。偿还方式以实物出口为主，充分依托国内农业和矿产资源，凝聚全国力量推进偿债，既展现了维护国家信誉的决心，也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更为后续国家经济自主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所谓“苏联逼债”的说法，与官方史料记载不符，苏联曾主动提出推迟还债、提供物资支持等举措，虽在偿还期限上有过争议，但并非长期强制逼迫偿债，债务偿还的推进更多源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