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 像算命先生， 以为是阿炳。 梁大师， 在教员面前， 就是个学生！ 1983年，韶山故居院子里风不大，几棵老树却晃得厉害。 九十岁的梁漱溟扶着树，说起当年的会，说自己“口气太大”，又说对不起毛主席，话没说几句，眼泪先下来了。 别人只当老先生多愁，只有他心里清楚，自己在往1953年的会场里钻。 那年政协开会，他一站起来，就抛出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农民在九地，工人在九天。 意思很直白，工人进城吃工资，农民还守着地，差距大得吓人。 他提醒，说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江山的，现在搞建设要是把农民丢一边，乡下人得寒心。台下有人轻轻点头，也有人面色发紧。 很快，毛主席听说了。 第二天，他直接来开会，开口就接这个茬，说照顾农民当然要紧，那叫小仁政；要发展重工业，要准备同美国人硬碰硬，那才是大仁政。只盯着眼前那一亩三分地，不管国家打不打得赢仗，相当于替美国人办事。 他又说，工人和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条线，这根基谁都别去撬。 梁漱溟不认输，接连几天还是那一套，说自己只是看问题角度不同，不是“心术不正”。台下有代表火气上来，喊他“反动”，要他下台。 他扭头看着主席台，说既然讲民主，总得让人把话说完。 毛主席点头答应，这一笔，梁后来常挂在嘴边，说毛有雅量，自己当时没意识到这一点。 火真正烧起来，是后面那句。 梁提起共产党讲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既然如此，也请毛主席做个自我批评。 会场一下子沉了下去。周总理把几件旧事摆出来：解放战争第一枪打响时，他写文劝共产党不要还击；折中方案一份给蒋介石，一份给美国；战局将定的时候，他又喊“别再打”。这些放在一起，谁在替谁说话，就不难看了。 轮到毛主席说话，声音不高，字字压人。 他说，在最关键的时候，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香港的报纸夸他“最有骨气”，台湾的广播也跟着吹。又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用笔杆子杀人，杀人不见血。 问他这一生对人民有哪一点功，拿不出半点，却把自己写得像“天下第一美人”。 他把“雅量”也翻过来讲，说在梁眼里，只要点头就是有雅量，不点头就是没雅量，这种讲法，只能用“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来回敬。 毛还点穿一点：梁嘴上说代表农民，路线却靠着地主阶层站；真按那一套干，中国得往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滑。工人收入是比农民高，可土改以后农民有地有房，很多人日子不比工人差；再说梁自己的工资，比工人高出好几截，他怎么不先提降自己一点。 那一天，台上台下已经不是一般争论，而是两种世界对着硬碰。 会散之后，梁写信，说自己动机是希望国家好，不想破坏工农联盟。 毛主席找他谈了一次，时间不长，各自明白说不拢了。政治上并没动他，他照旧是政协委员，照旧参政议政，只是那种可以从哲学聊到中国前途的长谈，再也没有。 多年以后，他站在韶山树下说，如果当年这样顶撞的是蒋介石，脑袋早摘了。 往前推，1918年，北京杨昌济家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梁是北大哲学讲师，出身好，名气大；毛只是图书管理员，带着乡下味。礼貌寒暄几句，各回各的书房。 真正说开话，是1938年，梁对国民党失望，穿过封锁线去了延安。 窑洞里，他几乎不开场白，直接问：中国会不会灭亡，日本打不打得赢。 毛主席脸上有笑，话却很硬，说中华民族不会灭亡，日本一定打不赢。梁追问凭什么，他就把国内外力量、持久战怎么拖垮对手、世界局势怎么变化，一条条摊开。 好多地方他没去过，讲起来像在桌上推地图，梁心里压着的那口闷气，散了大半。 再往后，怎么改造中国，路又分开。 梁讲改良，讲人人守本分，以家庭为单位负责任；毛摇头，说中国的矛盾已经尖到这个份上，不打碎重来，靠修修补补出不来新路。 送客时，他只说一句：这回先别下结论，留着以后慢慢谈。 1949年，统一政权真从战火里站起来，梁写文章递给他，只能承认，当年不信的那条路，确实走成了现实。 毛敢这样硬气，一方面是自己在农村、在部队里摸爬滚打过，一方面身边还有朱德这种人。书本上只剩“八路军总指挥”几个字，材料里那个人，却总在路上跑。 1936年冬天，他披着羊皮，装成小贩混进西安城，才好同张学良抽烟谈“扣蒋”；百团大战前，他沿正太铁路走了几百公里，把桥墩一座一座摸过去，用指甲掐印，后来第一段被炸掉的铁轨，就在这些印记附近。 对他们来说，路线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踩在脚底下的。 这一条线往前追还能追到春秋的师旷，往后看能看到孙文明、金元辉那些名字。 无论在哪个年代，这些看不见的人都靠耳朵“看世界”。科技一点点进来，录音机、手机、电脑成了他们的眼睛，把心里的声响留下。 梁漱溟晚年提起毛主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承认自己当众顶撞确实过了头，又叹一句“毛主席的思想可学不可及”。 韶山故居门口，老树还在，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摸着树皮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