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杨虎城的女儿杨拯陆在婚礼前夕神秘失踪，数日后，在严寒的冰雪覆盖下，终于找到了她的尸体，看到她怀里的东西，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落泪。 杨拯陆1936年出生，那年西安事变刚好闹得天翻地覆，杨虎城作为父亲，本该是护着孩子的顶梁柱，可偏偏从那以后，杨家就散了架。 西安事变后没几年，父亲就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她从记事起，就没怎么见过父亲的模样。母亲每次提起父亲，总说“你爹是为了国家好”，这话她记了一辈子。 小时候跟着母亲辗转生活，住过简陋的小平房，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可母亲从不让她抱怨，还教她读书写字，说“女孩子也要有本事，将来能为国家做事”。她听进去了，读书时总坐在教室第一排，笔记记得密密麻麻，遇到不懂的问题，能追着老师问一下午，成绩从来都是班里的前几名。 长大后的杨拯陆没抱怨过命运的苦，反而把父亲的“家国心”刻进了骨子里。 1954年报考大学时，她没选城里轻松的专业，偏偏填了北京地质学院——那时候国家正缺石油、矿产资源，地质工作者要往荒山野岭跑，风餐露宿是常事，身边同学都劝她“一个姑娘家，选个师范多安稳”，她却摇头说“国家需要地质人才，我不去谁去”。 大学四年，她跟着老师去野外实习，背着比自己还沉的地质包，翻山越岭找矿脉，脚磨破了就贴块胶布接着走，晚上在帐篷里整理资料，油灯熏得眼睛发红也不歇着。 毕业分配时，她又主动申请去最苦的新疆，说“新疆地大物博，肯定有宝藏，我想去那儿找”。 1958年的秋天，新疆巴里坤草原已经冷得刺骨，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杨拯陆所在的地质队接到任务，要在草原上进行普查，寻找可能的矿产资源。 那时候她刚和同队的同事订了婚，婚礼就定在年底，出发前母亲还寄来亲手缝的新被褥，让她注意保暖，她笑着答应，把被褥叠好放在宿舍，转身就背着地质锤、罗盘和记录本上了草原。 普查的日子里，她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在没路的草原上一步一步丈量，遇到可疑的岩石就敲下样本，记在本子上，连岩石的颜色、纹理都写得清清楚楚。队友们都说“杨工比男同志还能扛”，她总说“早一天找到资源，国家就能早一天用上，这点苦不算啥”。 失踪那天，她和年轻队友万明一起去勘察一片新区域。出发前天气还好好的，谁知道中午突然变了天，暴风雪裹着冰粒呼啸而来，能见度不足两米。她让万明先往营地跑，自己要把最后一块岩石样本和记录整理好再走，还说“你年轻，跑得快，我随后就到”。 万明不放心，想等着她一起，她却催着说“别耽误，营地有信号，赶紧去报信”。可万明跑回营地后，等了整整一下午，也没见杨拯陆回来。全队的人都急了，顶着暴风雪出去找，喊她的名字，声音被风吹得连自己都听不见。 整整四天，大家几乎把草原翻了个遍，终于在一处背风的土坡下，看到了被冰雪埋住的身影。挖开积雪时，所有人都愣住了——杨拯陆蜷缩在地上，身体已经冻得僵硬，可双臂却紧紧抱着怀里的东西，怎么掰都掰不开。 等小心翼翼把冰雪清理干净，才看清她怀里是那本记满数据的地质记录本，还有那台用来测方位的罗盘，记录本的纸页被冻得发脆，可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最后一页还写着当天的勘察数据，落款时间是暴风雪来临前的半小时。 有人蹲在地上，用冻得发抖的手轻轻抚摸那本记录本，眼泪砸在雪地上，瞬间就结成了冰。 没人说话，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这个才22岁的姑娘，还有几天就要穿婚纱的姑娘，到最后一刻，惦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那些能为国家用得上的地质资料。 她没见过父亲最后一面，没来得及穿上母亲缝的新被褥，没等到和爱人的婚礼，却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她深爱的这片草原上。 后来大家才知道，杨拯陆的父亲杨虎城在1949年就被杀害了，她一直没敢告诉队友，怕影响大家的情绪。她从来没拿“杨虎城女儿”的身份炫耀过，只想着像父亲一样，为国家做些实事。从父亲为了民族大义发动西安事变，到她为了地质勘探牺牲在草原，这对父女没说过多少贴心话，却用同一种方式，诠释了什么是“家国为重”。 杨拯陆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是那个年代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他们带着对国家的热爱，在各自的岗位上拼尽全力，哪怕付出生命也不退缩。那些冻在冰雪里的地质记录，不只是数据，更是一颗滚烫的爱国心，提醒着后来人，今天的安稳日子，是多少人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