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不放弃帕提亚领土，是否会继续向东扩张？ 罗马帝国若不放弃图拉真时代在帕提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其向东扩张的逻辑链条不会因某位皇帝的离世而断裂，这是由帝国的生存法则、地缘惯性和经济需求共同决定的。 图拉真去世前（117年），罗马军团已饮马波斯湾，将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纳入行省体系，帕提亚首都泰西封沦为前沿据点。此时的放弃与否，本质上是帝国是否愿意承担边疆治理成本的选择——而历史证明，罗马的扩张机器一旦启动，就很难在“有用”的领土前刹车。 首先，帕提亚领土的战略价值远超军事征服本身。两河流域是连接地中海与波斯湾的商路枢纽，控制这里意味着掐住了东方香料、丝绸运往罗马的咽喉。图拉真在远征期间刻意保留了帕尔米拉等绿洲城邦的自治权，正是看中它们作为“沙漠驿站”的中转功能。 史料显示，罗马每年通过帕尔米拉商路获得的关税收入，相当于5个多瑙河军团的军费。若继续向东，波斯湾港口查拉塞尼的椰枣贸易、印度河口的珍珠捕捞业，都是元老院眼中的“未开发金矿”。 这种经济驱动下，哈德良时期（117-138年）的收缩政策更像是权宜之计——当图拉真的继承人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治理成本（每年需投入2万军团维持治安）超过预期时，才选择退回幼发拉底河防线。 但若帝国坚持消化现有领土，参照达西亚战争（101-106年）的经验——占领金矿产地后，通过奴隶开采实现财政平衡——两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和商路税收完全可能支撑进一步扩张。 其次，帕提亚内部的分裂态势为罗马提供了持续介入的借口。图拉真东征时，帕提亚正陷入奥斯洛斯一世与阿尔达班四世的王位内战，这种分裂在2-3世纪反复上演。 罗马的边疆政策一贯擅长“以夷制夷”：扶持亚美尼亚傀儡国王、资助帕提亚地方总督独立，甚至默许帕尔米拉的半自治状态（如260年代奥登纳图斯的“东方大统帅”头衔）。若帝国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完全可以将帕提亚肢解为若干附庸国，就像对待希腊城邦那样。这种“间接统治”的成本远低于直接管理，却能保证边疆稳定。 例如，116年图拉真在巴比伦设立的内河舰队（50艘战舰），不仅是军事存在，更是对沿河城邦的威慑——任何试图脱离罗马控制的城市，都会像阿狄亚贝尼公国那样被夷为平地，改组为行省。 再者，罗马军团的技术优势在东方战场依然有效。 尽管帕提亚具装骑兵曾让克拉苏军团（前53年）惨败，但图拉真的远征证明，罗马已找到克制方法：利用地形分割骑兵（如115年在底格里斯河弯道伏击帕提亚骑兵），发挥重型标枪（pilum）的集团投射优势，配合内河舰队的后勤支援。 考古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罗马要塞普遍配备了石弩炮台和地下输水系统，这种“堡垒推进”战术在达西亚已验证成功。 若继续向东，波斯高原的山地虽不利于军团机动，但参照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沿里海南岸的河谷地带（吉兰地区）仍可部署驻军。230年代萨珊波斯崛起后，罗马仍能多次攻入泰西封（如253年瓦勒良远征），证明东方并非不可逾越的天堑。 更关键的是，帝国的意识形态需要持续扩张来维系。从奥古斯都的“罗马和平”到图拉真的“最佳元首”，皇帝的合法性高度依赖军事荣耀。 放弃帕提亚领土会被视为“退缩”，而继续东扩则能延续“罗马治下的文明传播”叙事。史料记载，图拉真在波斯湾立碑宣称“比亚历山大更远”，这种与希腊化帝国的竞争心态，会倒逼后续皇帝维持东方存在。 例如，哈德良虽放弃美索不达米亚，但仍在帕尔米拉大兴土木（129年授予自治市地位），本质上是保留东扩的跳板。 若帝国坚持控制两河流域，完全可能重演“达西亚模式”：先用10-20年建立军事殖民点（如屯驻退伍老兵的弗拉维殖民地），再通过道路网（如维斯佩芗时期修建的帕尔米拉-苏拉大道）将新领土与帝国经济整合，最终将扩张成本转化为税收来源。 当然，这种扩张不可能无限持续。3世纪危机的教训表明，边疆过度延伸会导致兵力分散（如260年瓦勒良被波斯俘虏时，莱茵河防线已空虚）。 但在2世纪初，罗马仍有足够的资源——图拉真远征投入8万兵力（占总兵力25%），但同期多瑙河防线仍保持15万驻军。 如果将帕提亚领土的治理重心从军事征服转向经济开发（如扶持帕尔米拉商人垄断东方贸易），帝国完全可能在维持成本与收益间找到平衡。毕竟，罗马人从未真正“放弃”东方——即使在收缩时期，叙利亚行省的税收仍占帝国总收入的17%，这种经济纽带会持续驱动扩张的欲望。 历史的吊诡在于，图拉真的继承者选择了“务实”的收缩，却埋下了3世纪东方失控的隐患（如帕尔米拉帝国的独立）。 若罗马坚持咬住帕提亚领土，或许会更早遭遇萨珊波斯的全面战争，但也可能将波斯湾变成第二个地中海——毕竟，当帝国的道路修到印度河口，当军团的鹰旗在波斯波利斯废墟上飘扬，那些在台伯河畔长大的元老们，很难拒绝“超越亚历山大”的诱惑。这种诱惑，正是罗马扩张最原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