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4岁的粟裕大将，向中央请求“我想回家乡看看”。经过一番讨论，中央拒绝了将军的请求。将军眼含泪水，满脸悲凉。 要把这事儿说透，还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27年。那时候粟裕才二十岁出头，是个热血青年。因为要在学校搞革命活动，家里的老父亲急了，怕儿子掉脑袋，就想着用包办婚姻把儿子拴在裤腰带上。粟裕那是什脾气？他在家里留下一副对联：“镇日读经，何堪国事？终朝面壁，愧作须眉！”这一走，就是永别。 后来仗越打越大，官越做越大，回家的路却越走越远。 到了1949年，新中国都要成立了，大局已定。老战友陈毅元帅是个热心肠，他知道粟裕想家，就劝他：“仗打完了，你也该衣锦还乡，回去看看了。” 这时候回去，那是多大的荣耀？光宗耀祖都不足以形容。可粟裕摇了摇头。因为他盯着地图上的东南角——台湾还在国民党手里，朝鲜半岛局势也不稳。作为攻台作战的拟定指挥官，他的脑子里全是海潮风向、登陆数据。他说：“全国还没完全解放，我怎么能为了私事离开岗位？” 这一等，就等到了1958年。这年粟裕去长沙检查工作。长沙离他老家会同县，说实话，真不远了。底下人都在劝，首长，咱们顺道拐个弯就回去了，不耽误事。 粟裕心里能不想吗？但他那个“公私分明”的轴劲儿又上来了。他觉得这次出来是公干，带着警卫员、开着公车回老家探亲，那是占国家的便宜，是搞特殊化。他硬是压住了心里的火苗，就在长沙见了一位叫粟周尧的族亲，那是他几十年里第一次听到关于家里确切的消息。 从亲戚口中他才知道，因为他参加革命，家里遭了不少罪。父亲为了不向国民党反动派透露儿子的行踪，硬是咬着牙关挺过一次次盘查，最后在贫病中去世。家里的兄弟姐妹也被迫流散。 听着这些，粟裕心里像是被刀割一样。他问亲戚：“家里现在怎么样？”亲戚说：“解放了，大家都分了田，日子好起来了。”听到这儿，粟裕才长舒了一口气，眼眶红红的。他站在长沙的街头，往西南方向眺望了许久，最后还是转身上了车，那是他离家最近的一次，也是最遗憾的一次。 粟裕大将身体到底差到什么程度，让中央连回乡探亲都不敢批？ 这就得说回他那个“战神”称号背后的代价了。 1930年，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粟裕被敌人的迫击炮弹片击中了头部。那时候医疗条件多差啊，没有麻药，没有精密仪器，医生硬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给他包扎处理。那次伤好之后，他也没太当回事，继续带兵打仗。 可谁也没想到，有三块弹片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永远留在了他的颅骨里。 后来的几十年，只要一思考过度，或者精神高度紧张，粟裕的头就疼得像要炸开一样。淮海战役的时候，由于几天几夜不睡觉指挥作战，他头疼发作，疼得在地图前直打滚。警卫员看着心疼，又没别的办法，只能拿冷水毛巾给他做个“头套”勒在脑袋上，甚至用凉水直接冲头来镇痛。 就是靠着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他保持了清醒，指挥了那一嘲神仙仗”。 到了晚年，这三块弹片成了催命符。医生检查发现，这几块金属片已经严重压迫神经，导致他经常昏厥，甚至出现语言障碍。这就是为什么1981年中央不敢放他走的原因——路途遥远，万一路上弹片移位或者引发脑溢血，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人回不去，但组织上也没让老将军彻底寒心。胡耀邦同志想了个折中的办法，他派粟裕的老战友、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震将军，代替粟裕回一趟会同老家。 张震带着粟裕的嘱托，翻山越岭到了枫木树脚村。他替粟裕看望了父老乡亲，去粟家老宅拍了好多照片，还专门在粟裕小时候爱玩的那棵古树下留了影。临走时，张震特意带了一包家乡的泥土，还有一些家乡的特产。 当张震把这些照片和那包土带回北京病房时，粟裕颤抖着双手接过来。他一张一张地看，看了很久很久。手指摩挲着照片上那棵老树，眼泪止不住地流。那一刻，他仿佛又变成了那个背着书包、满山跑的湘西伢子。他把家乡的土放在枕边，那是他离故乡最近的距离。 1984年2月5日，一代名将粟裕在北京逝世。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给国家添麻烦。他留下了三条遗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这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胸怀。他活着是为了国家，死了也不想占用国家的资源。 不过，他的夫人楚青还是懂他的。在撒骨灰的时候，楚青特意留了一部分。她知道丈夫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回家。于是，在安顿好一切后，楚青带着这部分骨灰，千里迢迢回到了湖南会同。 那一天，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来了。大家自发地排成在路两边，没有任何官方组织的动员，全是老百姓自发地来接他们的“伢子”回家。当骨灰盒埋入故土的那一刻，这位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游子，终于在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上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