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北大数学系办了一场测验，题目难得出奇。考完后数学系八十多个学生平均才19分，最高分62分。考卷里有个物理系来旁听的学生，答题答得又快又准，最后得了满分。张禾瑞教授看到试卷时愣了半天，这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推导过程一步都不乱。   这个“踢馆”的学生就是于敏，一个地地道道的国产学霸，他其实是“半路出家”，早年考进北大工学院，因为手脚笨拙搞不定机械操作，索性转去理学院死磕理论物理。   虽然那时他还没摸到原子核的大门，但那股钻劲已经显出来了——晚上舍不得睡，借着月光也要读海森堡，笔记本上的公式密密麻麻却井井有条，跟那张惊艳数学系的满分考卷如出一辙。   这本事后来连获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都看傻了眼，惊叹这么一个连国门都没出过的人，怎么把高深的场论摸得如此透彻。   这颗“超级大脑”要是只用来解题，估计能成为大学教授，但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为了那一声戈壁滩上的惊雷，他把自己藏了整整28年，甚至连怎么算数据，用的都是笨办法。   1965年上海的那个冬天，著名的“百日会战”里，用来算氢弹原理的居然不是超级计算机，而是劈里啪啦作响的算盘和拉到发烫的计算尺。   那是真正的从零开始，他在成吨的草稿纸堆里找规律，一旦发现数据有异常，不论几点都要连夜把方程推倒重来。   比起那张从容的数学考卷，后来的这份“答卷”写得太苦了，为了核对参数，在西北寒风刺骨的核试验基地，他能为了获得一手数据，硬顶着高原反应爬上102米高的铁塔。   在严寒里哪怕冻得胃出血晕过去，醒来第一反应不是喊疼，而是问旁边的人：“数据复核了没？”正是靠着这种玩命的韧劲，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2年8个月，硬是比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少走了好几年的弯路。   这种不计代价的付出，源头其实只是一次看似寻常的街头欺凌，于敏11岁那年，那是天津被日军占领的日子，他在学自行车的路上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军军车逼得连人带车摔在路边，血流不止，车里传来的却是刺耳的狂笑。   那一刻的屈辱感就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进了他的骨头里——国家没有底气，就没有尊严，这份记忆逼着他成了后来那个“拼命三郎”，成了拒绝国外高薪，隐姓埋名去搞那没几个人懂的于敏。   在他消失的那些年里，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家里只有除夕夜那一副多摆的碗筷，和孩子误把他说的高密度“ρ”当成了好吃的“肉”。   直到晚年，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他用过的计算尺，旁边摆着依旧字迹工整的手稿，才真正读懂了这位老人的一生。   他不常提自己的天赋，总说自己只是比别人多下了点功夫，但谁都看得出，他把满腔从未熄灭的热情，全都融进了那一行行整齐的公式中。   信源：《中国科学报》于敏院士纪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