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病重的周总理想看报纸，秘书竟然给他“伪造”了一张旧报纸，是什么原因呢？秘书为什么这么大胆？   1975年冬天的北京，305医院的病房里总是静得能听见输液管的滴答声。   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垮了，陷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自己看报。   可只要清醒过来，他总会哑着嗓子嘱咐工作人员：“读报，把今天的报读给我听。”还特意强调，大小消息都得念，一点不能删。   12月12日那天，总理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过来，第一句话又是要听报，守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赵炜心里一沉，她跟着总理多年，知道这不是简单的习惯。   总理心里肯定装着事，想从报纸里找些答案。   赵炜赶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颖超，邓颖超立刻叫来了生活秘书、警卫员和医生，几个人凑在一起分析。   那时邓公正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可这些实打实的好举措却遭到污蔑，邓小平本人也受了错误批判。   大家越想越明白，总理这是放不下国家的方向，最担心的就是邓小平能不能顺利把工作撑起来。   邓颖超沉默了好一会儿，眼里含着泪却很坚定地说：“新近的报纸别念了，不能再给总理添负担。”   有人小声问，万一周总理追问怎么办？   邓颖超吸了口气：“那就念旧的，把旧报纸改改日期给他听。”这话一出，没人再反对。   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马上从国务院印刷厂借来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铅字，每天小心翼翼地改报纸上的日期，就这么“骗”着总理听了二十多天。   1976年元旦那天，大家没改报纸，那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工作人员念的时候，总理听得格外认真，眼睛里都有了光，听到有字音念错，他马上轻声纠正。   念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总理还轻轻笑了笑，那一笑，让压抑了许久的病房里终于有了点欢乐的气息，也是大家最后一次见他笑。   1月5日凌晨，医生给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手术。   术后他虚弱得说不出完整的话，却拉着医生的手说：“我的病我清楚，别再麻烦专家了，他们该去最需要的地方，给更多人治病。我想回西花厅……”   话说到一半又停了，他知道自己这身体回去只会给医务人员添更多麻烦，这话再也没提过。   1月7日深夜，总理从昏迷中醒过来，模糊中认出守在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9时57分，病房里的心脏监护仪划出一条直线，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摸着总理的面颊，最后亲吻了他的额头，病房里的哭声瞬间淹没了一切。   1月11日，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   那天长安街两侧站满了人，有老人抱着孩子，有工人拿着工具，有学生攥着课本，大家都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站着。   当灵车开过来时，哭声才爆发出来，百万群众自发形成的送葬队伍，成了永载史册的“十里长街送总理”。   一个连报纸都不能自己看的老人，为什么还非要每天听报？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听的从来不是新闻，是国家的脉搏，是百姓的日子。   病到连睁眼都费力的时候，他最挂心的不是自己的命，是国家的路走得顺不顺，是主持工作的同志能不能站稳脚。   这种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最真实的样子。   邓颖超改旧报纸的“骗局”，更藏着最深厚的爱与懂。   她懂总理的家国心，更疼总理的身体，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为他撑起最后一片安宁。   工作人员借来铅字改日期的举动，让“忠诚”二字变得具体可感。   而总理最后的遗言，把“人民至上”做到了极致，哪怕自己只剩一口气，想的还是别的病人需要医生。   “十里长街送总理”，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敬意。   总理走了，但他用生命践行的初心，成了永远的精神标杆。   总理把心给了人民，人民就把他刻进了心里。   这种双向的深情，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坚实的根基。   ‌【评论区聊聊】总理生命最后时光里的这些细节，哪一个最让你动容？ （信源：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