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南海的一场宴请正在等待客人的到来。 仇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步走下汽车。 而迎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建立新中国的毛主席。 两人手握手，笑语盈盈，却也隐含着几十年的沧桑情谊。 当仇鳌谦逊地称呼毛主席时，毛主席却打趣地回了一句： “您怎么忘记了我的名字？” 老爷子愣了两秒，抬眼一瞅，面前这位高个子湘音依旧，只是多了一脸天安门城楼下的从容。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长沙小吴门旁边那家“沩痴寄庐”茶馆里，那个蹭茶喝还抢着付铜板的毛润之——那时候润之兜里常叮当响，却偏要当“东道主”。仇鳌咧开嘴，抡起拐杖轻轻杵地：“我哪敢忘，只是怕你如今姓‘主席’，不姓‘毛’喽！”一句话，把两人全逗笑，把中南海的秋风也笑成了春风。 要说他们的交情，得从湖南“驱张”运动算起。1920年，张敬尧把湖南搅得乌烟瘴气，仇鳌是省参议员，穿长衫、摇折扇，专跟军阀唱反调；毛泽东则带着学生满街撒传单，油印机一响就通宵。仇鳌欣赏这小伙“脑壳灵、胆子肥”，常把茶馆二楼包下来给他当临时指挥部，茶钱全包，还顺手介绍几个“有枪”的朋友。后来毛泽东办文化书社，钱不够，仇鳌把家里藏了多年的“养老折子”都掏出来——折子上有多少？不过三百块光洋，却够买下一屋子的《新青年》。毛泽东给他写借条，仇鳌一把撕掉：“我投资的是中国的明天，收条免了。” 再见面已到重庆谈判。1945年，山城热得像蒸笼，蒋介石摆鸿门宴，毛泽东住在红岩，门口特务扎堆。仇鳌是国民参政员，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硬往红岩冲，特务拦路，他抡拐杖就敲人家皮鞋：“我找我老乡，你要管？”见面后他把一张写着“谨防刀口蜜”的纸条塞给毛泽东，又送一套精制《资治通鉴》，扉页题了八个字——“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毛泽东回赠他一把延安自产的小锄头，开玩笑说：“等太平了，一起回老家种菜。” 转眼四年，天下真的变了颜色。1949年开国大典前，毛泽东想起这位“只投资不讨账”的老哥，拍电报：进京，住中南海，我请你吃湖南辣子鸡。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宴会桌上没鲍鱼海参，只有豆豉辣椒、剁椒鱼头，外加一盘臭豆腐。毛泽东夹了一块臭豆腐放仇鳌碗里：“当年茶馆里欠你的茶钱，按息折成豆腐，连本带利。”仇鳌大笑，辣得直吸气，眼泪鼻涕一块流，却连说“够味够味”。 饭后两人在菊香书屋聊天。毛泽东递过一张宣纸，写的就是那句“您怎么忘记了我的名字”。仇鳌提笔补下联：“润之还是润之，主席也是百姓。”毛泽东看了连连点头，叫人拿去装裱，挂在自己办公室里。这幅对联如今进了博物馆，字不名贵，纸也泛黄，却总有人站在前面读得眼眶发热。 故事讲到这儿，有人感叹：共产党的大领袖没忘旧恩，真讲究。我却想起仇鳌晚年写给小辈的家书——“帮人不要记账，记情才能记久；投资别投金银，投人才是投国。”说白了，毛泽东记着的，不只是那三百块光洋，而是那句“收条免了”背后的信任；仇鳌挂念的，也不仅仅是毛润之的飞黄腾达，而是自己那点“救国”理想真被年轻人干成了。两人都把对方当成一支股票，一支叫“中国前途”的原始股，长线持有，终于等到涨停。 今天我们去韶山、去橘子洲头，常看见人海与香火，有人说是“个人崇拜”。可若真懂点他们之间的细枝末节，就会明白：所谓“崇拜”，很多时候不过是“感恩”换了件外衣——感恩那个把理想干成现实的人，也感恩那个当年替理想掏腰包的人。仇鳌和毛泽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一个记着名字，一个记着情分，一起把“人民万岁”写进了历史。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