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日本军官在火车上对一名中国老太太施暴，而车上的中国人却不敢制止，正当他洋洋得意时，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头颅，让他瞬间倒在了血泊中！   1916年的吉林海龙镇，安荣卿出生在一户富商家里，安静得像株幽兰；不远处的穷人家，文敬一也降生了，打小就爱跑爱闹，笑声能传半条街。   这俩家境差得远的姑娘，偏偏成了最好的朋友，一起爬树掏鸟窝，一起坐在学堂里认字，连师范学校都念的同一所，毕业后又一起分到镇上小学当老师。   街坊们都叫她们“海龙双姝”。   1931年的秋风里，“九一八”事变的消息砸到海龙镇，一切都变了。   十五岁的安荣卿和文敬一，亲眼看着日本兵扛着枪闯进镇子，烧了谁家的铺子，踢翻了老人的菜筐，甚至把反抗的乡亲绑在树上抽打。   起初她们只能躲在门后哭，后来就偷偷联络学校里的进步学生，半夜摸黑在墙上贴“还我东北”的传单。   天没亮就去撕，日本兵气得乱转，却抓不到人。   师范毕业当老师那年，学校里来了日本教官，逼着孩子们学日语、拜天皇，文敬一当场把日语课本扔在地上：“咱是中国人，不学鬼子话。”   校长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把她拉到办公室骂，要不是安荣卿借着送作业本的由头把她拽走，日本兵真要找上门来。   更让她们心惊的是，一个日本洋行经理丢了东西，不分青红皂白抓了个路过的乡亲，就在小学门口活活打死了。   围观的中国人攥着拳头，没一个敢出声。   安荣卿攥着教案的手都掐出了血，文敬一回到宿舍，把暖水瓶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再这样下去，咱都得成亡国奴！”   那天晚上，两个姑娘凑在油灯下，把教案烧了，决定去找抗日队伍。   1936年3月10日傍晚，安荣卿和文敬一揣着家里凑的盘缠，还有两把新买的匕首，坐上了从奉天开往齐齐哈尔的第三十九次列车。   她们听说那边有抗日联军，看着窗外的田野都觉得有了希望，可这份希望没持续多久，后半夜车厢里的一阵骚动打破了平静。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穿着打补丁的衣裳，颤巍巍地想找个座，刚挨着对面的空位坐下，就被一个穿制服的日本兵踹了一脚。   那日本兵膀大腰圆，胸牌上写着“栗野重吉”，是伪昌图县的警务指导官。   老太太摔在地上，疼得直哼哼，栗野重吉还不依不饶，又上前踹了几脚，拳头往老太太头上砸，很快就见了血。   车厢里坐的大多是中国人，有人别过脸，有人低下头，没一个敢站出来，安荣卿和文敬一看着这一幕，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   文敬一先站了起来，安荣卿紧紧跟着她，两人同时掏出藏在怀里的匕首，朝着栗野重吉就冲了过去。   栗野重吉正打得起劲，压根没防备两个弱女子，等反应过来时，匕首已经刺了过来。   车厢里的人都看呆了，没人敢动，只看着两个二十岁的姑娘，对着这个作恶的鬼子一阵猛砍，直砍得他倒在地上没了气。   安荣卿喘着气，对着满车厢的人喊：“鬼子在咱的地盘上杀人，咱要是再怕，就真没活路了！醒一醒吧同胞们！”没   等大家反应过来，随车的日本警务人员就冲了过来，把她们铐上了手铐，火车到了开原站，她们被押进了警察署，后来又转到了公主岭警察署。   日本宪兵队一开始以为她们是抗联的密探，把能用上的酷刑都试了个遍，鞭子抽、烙铁烫，她们疼得昏过去好几次，醒了还是一句话不说。   后来去海龙镇调查，才知道这俩就是普通的小学老师，安荣卿的家人卖了家里的商铺和田地，凑了一大笔钱去疏通关系，日本宪兵队松了口：   “只要她们当众忏悔，保证以后不再反日，就放她们回家。”   家人把这个消息带给她们时，安荣卿和文敬一相视而笑，说：“我们不怕死，这样苟且活着才丢中国人的脸。我们的血要是能叫醒几个同胞，就值了。”   日本人气急败坏，又把她们的亲友抓了起来，安荣卿的父兄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革了职；   文敬一的妹妹才十几岁，被拉进刑讯室，看着姐姐戴着手铐脚镣的照片，被逼着指认她们是共产党，小姑娘咬着牙就是不松口。   同年6月，在公主岭的北山上，安荣卿和文敬一被枪杀了，临刑前还朝着家乡的方向喊“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她们的尸体是共产党公主岭地下党组织的乡亲们偷偷安葬的，没有墓碑，却在乡亲们心里刻下了名字。   这两个二十岁的姑娘，她们没有抗联战士的装备，没有地下党的掩护，凭着一腔热血，在满车厢麻木的目光里，捅破了“中国人好欺负”的假象。   有人说她们太冲动，可在那个连老人都要被无故殴打、人命不如草芥的年代，这份冲动里藏着的是最珍贵的民族骨气。   史书里或许不会给她们留太长的篇幅，可抗战的胜利，从来不是靠少数英雄撑起来的，是无数个安荣卿、文敬一这样的普通人，用命拼出来的。   ‌【评论区聊聊】如果你身处那个年代，看到同胞被欺负，会有站出来的勇气吗？ （信源：抗日女英雄 姊妹花文静一与安荣卿——谨以此篇献给三八妇女节——吉林龙湾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