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他被开除党籍，戴着手铐走完长征，开国大典前，毛主席问他：“你为何不来看我？” 朱光站在中南海书房门口时，神情平静，心却跳得极快。门内传来熟悉的笑声，他本以为只会见朱老总，却没料到毛主席也在。 主席一见他，眼带笑意：“你是哪个？”朱光微微一拱手，嗓音洪亮：“朱光是也。”主席佯装惊讶：“既然认得我，怎么先去找总司令？”他咧嘴一笑：“同姓同宗，门近亲熟嘛！”话音未落，两人哈哈大笑，像多年前在战火硝烟中争夺那本莎士比亚名著的场景重演一般，隔着十多年光阴都还清晰如昨。 可若回望十四年前，这位站在领袖身边的干部，曾一度背负“右倾机会主义”之名，被开除党籍，戴着手铐走完了长征。 那是1935年，小河口会议上，朱光顶撞张国焘，反对其分裂路线，结果触怒“上峰”，一纸处分将他打入“政治冷宫”。可张国焘没有杀他——不是出于宽恕，而是朱光那手过硬的书法与制图本领让他舍不得。 就这样，一个“囚徒”被捆上镣铐随军长征。他白日扛着沉重的油印器材翻山越岭，夜晚在篝火边刻蜡板、画地图、写标语。“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一句句标语贴满村寨，也贴进百姓心里。 三次爬雪山，脚腕处的镣铐早磨出血痕；三次过草地，断粮时他啃草根吞树皮，硬是咬牙挺了过来。有人劝他低头认个错换口热饭，他只淡淡一句：“人可以低头写字，信仰不能低头过关。”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那段戴铐的岁月，磨出他日后的刚硬脊梁。 1936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宁夏，朱光终于等到平反。他摘下镣铐，捧着恢复党籍的通知，没哭，却写下“苦难，是最锋利的刻刀”。 抗战爆发后，他奔赴太行山，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长，又转战冀南、冀鲁豫多地，宣传抗日、稳定人心。滑县、浚县战场上他随军奋战，时常深入敌后组织文宣和群众工作；新四军游击区的广播稿、战地通讯里，时常能读到他的文字。 建国后，他南下接管广州。广州是座偏重商贸的城市，他却从工厂干起，推动造纸厂、机械厂扩建，为这座城市注入工业血脉。他提出“绿化广州”的理念，亲自栽种木棉，后来竟成城市象征。他还主持兴建华侨新村，保障侨汇归国，让漂泊的赤子安心落地。 毛主席私下称他“江南才子”，可他的才情，从未用来吟诗赋词，全落在实干中。 有年暮春，他再次进京述职，毛主席问他：“你还记得咱们那场‘夺书战’吗？”他一笑：“记得，我还记得你当时不肯让我拿《奥赛罗》，说我不配演那角色。” 主席笑着挥笔写下一首《长征》送他，他则回赠：“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毛主席看完，笑道：“你诗中写‘书法家之府’，我改成‘书法癖之家’更妥当。”房中一时笑声四起。 他把这句话刻在心底，也将“到南方去，将工作做好”作为毕生的任务。广州十余年，他未建别墅，不留名利，城市变了模样，他却仍骑自行车穿街走巷，问菜贩、听民意。 朱光的一生，是跌宕，是砥砺，也是信仰的坚守。他曾在历史最寒冷的季节里戴着镣铐写出温暖人心的文字，也曾在和平年代用手中笔墨为城市描绘新貌。他不是传奇的创造者，却是传奇的一笔。 信仰之所以伟大，不在它高高在上，而在于——即使在手铐脚镣之间，依旧有人选择背着它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