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真的是昏君，还是后世史学家对他的污蔑？ 提起隋炀帝杨广，多数人脑海里会蹦出“昏君暴君”的标签，但对照“因个人缺陷导致国家动荡、百姓困苦”的昏君定义，这位隋亡之君的形象似乎没那么简单。拨开唐代史书的叙事迷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集雄才与狂悖于一身的复杂人物，而非纯粹的亡国昏君。 隋末的乱局确实烙着炀帝的印记，大业七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竖起反旗，一首《毋向辽东浪死歌》唱碎了天下民心：“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短短几年间，百余支起义军席卷全国，数百万民众卷入战火，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尽成蒿莱”。 这场浩劫的直接诱因，是炀帝近乎疯狂的资源透支，开凿大运河时，通济渠征调百万民夫，永济渠更是“丁男不足复征丁女”，死者相望于道；三征高句丽每次动员军民两百万，第一次征伐便折损大半士卒，粮秣损耗以亿万计。 这种“无岁不役，无年不征”的统治，让隋文帝留下的“开皇之治”家底迅速耗尽，百姓在徭役与战乱中流离失所，这无疑符合昏君行径的表象。 但将炀帝全盘归为昏君，却忽略了他政策中的战略价值，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虽耗民无数，却连接起五大水系，为唐代“扬一益二”的经济繁荣铺就了根基，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他创设的进士科，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成为后世科举制的雏形，让寒门子弟有了上升通道。 但值得一提的是《大业律》，废除枭首、轘身等酷刑，其立法理念直接影响了《贞观律》的制定。 在疆域拓展上，他平定吐谷浑、招抚流求（今台湾），将隋朝版图推向极盛，这种“天下一家”的格局为盛唐埋下伏笔。这些举措绝非昏君所能谋划，更像是一位急于建功的帝王在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后世对炀帝的负面评价，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滤镜，唐朝开国者李渊为证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刻意放大其过失，给杨广定下“炀”这个充满贬义的谥号，意为“去礼远众”。 唐代史官编纂《隋书》时，选择性记载“锦帆千里游江”的奢靡传说，却淡化运河的长远价值；详述三征高句丽的惨败，却回避其维护边疆的战略意图。 但是隋亡的种子早在隋文帝晚年已埋下：杨坚晚年喜怒无常，滥杀功臣，甚至颁布“盗一钱即死”的苛法，还废长立幼动摇国本。炀帝接手的看似强盛的王朝，实则暗藏危机，他的激进政策只是加速了崩溃的进程。 他的悲剧不在于昏庸无能，而在于错把“千秋功业”当成“朝夕可成”，无视农业社会的承受极限，用民力硬拼速度。他有开创制度的远见，却没有休养生息的智慧；有拓展疆域的雄心，却缺乏审时度势的理性。 这种能力与认知的失衡，最终酿成国破身亡的惨剧。唐代既继承了他的制度遗产，又将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这种矛盾恰恰说明，对帝王的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运河畔眺望通航的船只，读着科举制度选拔出的贤臣传记，或许该重新审视这位帝王：他不是全然的昏君，也绝非明君，而是一位被时代局限、被政治抹黑的复杂人物。 历史评价的价值，正在于跳出标签化认知，看清功过背后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