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婚后3月丧夫，独守空房84年，因捐献国宝被奖2000万，高寿102岁 1906年，她出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官宦之家，叫丁达于。其父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丁家十分富有，在当时的苏州也是妥妥的豪门。 在江南烟雨的滋润之下，丁达于自小就聪慧绝伦，且长相清秀。到18岁，她已是女红刺绣无所不通，诗词歌赋无所不能。这样的才女，自然少不了名门大户的争相追求。最终，丁家选择了苏州的另一家豪门——潘家。 说起潘家，在当地可是人人皆知、无人不晓的大户。其先祖潘世恩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状元，史载他有一个功绩就是，多次向朝廷大力举荐过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后来的潘家也是人才辈出，比如潘世恩的孙子潘祖荫就是咸丰年间的探花，官至二品，且是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收藏家。潘祖荫有一个功绩就是，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受到陷害和打击时，他曾大力援助、保护过他。 1924年3月，潘祖荫的孙子潘承镜与于达于游玩时，偷偷塞给她一块暖玉，对着她说“往后见玉如见我”。不久潘承镜便把她娶入了潘家。那时候的潘家老宅门口的石狮子都裹着红绸，客厅里“状元及第”的匾额下，挤满了贺喜的人，潘承镜穿着藏青长袍，给宾客敬酒时，总忍不住回头往她的方向望，眼里的笑像江南的春阳，暖得很。 谁也没料到，这份暖意只维持了三个月。入夏的时候，潘承镜得了场急病，高烧不退。丁达于守在床头，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整夜整夜地熬药。药碗里的苦气飘满了屋子，潘承镜清醒时，还拉着她的手说“等我好点，带你去虎丘看荷花”。可没等荷花盛开，他就走了。出殡那天，于达于记得婆婆拉着她的手，声音发颤：“承镜走了，潘家这两件宝贝，往后就交给你了。” 婆婆说的宝贝，是潘祖荫留下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那时候这两件青铜器还藏在老宅的地窖里，裹着厚厚的棉絮。丁达于第一次跟着婆婆去看时，地窖里的烛火晃得她眼睛发酸，大鼎上的铭文像刻在时光里的密码，她伸手摸了摸，冰凉的铜器上仿佛还留着潘家先人的温度。那天她对着婆婆磕了个头，说“您放心，只要我在，就不会让宝贝有半点闪失”。 从那以后，丁达于就搬进了老宅西侧的厢房。房间里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旧书桌，一把藤椅，还有个装着潘承镜书信的木盒。每天清晨，她都要去地窖里看看那两件大鼎，擦去铜器上的薄尘，有时候会对着鼎上的铭文发呆，轻声念着上面的字，像是在跟潘家的先人说话。有回下大雨，地窖漏了水，她拿着木桶一桶桶地往外舀，衣服全湿透了，也顾不上换，只想着别让水浸到鼎上。 后来抗战爆发，苏州也遭了难。有天夜里，几个穿军装的人闯进潘家，说要“征用”家里的古董。丁达于拦在地窖门口，手里握着把剪刀，声音虽抖却没退后半步：“这是我家的旧物件，不值钱，你们要拿就拿些家具，鼎是祖辈传下来的念想，不能动。”那些人翻遍了客厅，没找到值钱的东西，又看她态度坚决，骂骂咧咧地走了。等人走后，丁达于才瘫坐在地上，后背全是冷汗——她早把大鼎裹上破布，藏在了后院的水缸里，上头还压了几块大石头，假装是腌菜的缸。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劝丁达于把鼎卖了，说能换不少钱，够她后半辈子享清福。那时候她已经搬到了上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靠缝补衣服补贴家用，袖口都磨出了毛边。来人坐在她的小板凳上，唾沫横飞地说“这鼎在国外能卖天价”，丁达于却端来杯白开水，慢慢说：“这不是我的私产，是国家的东西，该让更多人看到。” 1951年的秋天，丁达于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带着大克鼎和大盂鼎去了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这两件国宝时，眼睛都亮了，围着鼎转了好几圈，问她“您真的愿意捐出来？”她笑着点头，说“它们在这儿，比在我家更安全，也更有意义”。后来国家要给她奖励，她推辞了好几次，最后实在拗不过，才收下了一点，转头就捐给了附近的小学，说“给孩子们买些书本”。 再后来，丁达于的日子还是过得简单。晚年时她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每天早上会提着个布袋子去买菜，跟小贩讨价还价时，声音还带着点苏州口音的软。邻居们都知道她捐了国宝，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总是摇摇头，指着眼角的皱纹说“你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就是因为心里干净，没牵挂”。她的书桌上，始终放着潘承镜的旧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长袍，笑得温和，旁边还压着半块当年的暖玉。 2008年，丁达于走完了102岁的人生。临终前，她让侄女把自己的旧嫁衣和潘承镜的书信放在一起，轻声说“我要去见他了，告诉他，宝贝都好好的”。 如今在上海博物馆里，大克鼎和大盂鼎依旧静静地立在展柜中，每天都有无数人驻足观看。人们看着鼎上的铭文，听着它们的故事，或许会想起那个守了84年的女子。丁达于的一生，没有荣华富贵，没有儿女绕膝，却用一份坚守，把国宝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她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珍贵从来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心里的承诺与担当——这份担当，能跨越岁月的风雨，成为永远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