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入世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可最终美国还是同意了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为什么？江同志说，美国最终和我们达成协议，并不是突发善心。一方面我们的实力摆在那里，他们不让我们加入也不行。另一方面，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长谈判中，美国一直是最主要的绊脚石。中美双方进行了多达25次的磋商，然而，在经过长达15年的僵持之后，美国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国加入WTO。 美国的态度转变，首先绕不开中国当时实打实的经济实力。1978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才 206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 29 位，可到 2000 年谈判收尾时，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 4743 亿美元，22 年间增长了 22 倍。 更关键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替代的一环，当时美国的通用汽车在华零部件采购额突破 10 亿美元，沃尔玛刚进入中国就尝到了甜头，这些美国巨头纷纷给政府施压，毕竟谁也不想错过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大市场。 江同志提出的谈判原则说得很明白，“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这可不是空话，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贸易体系，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那些年美国对中国设置的障碍有多苛刻，现在回头看仍让人咋舌。在农产品领域，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小麦、柑橘等 10 大类产品市场，甚至细化到具体关税税率。 在知识产权方面，要求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每年还要向美国提交报告；服务贸易领域更是要求全面开放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 1999 年 4 月，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带着 400 多页的清单来华谈判，双方连续谈了 6 天 6 夜，好几次都陷入僵局。但中国的底线始终没松，比如坚持 “发展中国家” 定位，这直接关系到关税减让幅度和过渡期长短，正是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让美国意识到硬压是行不通的。 美国的战略考量，藏着更深的算计。当时正值 20 世纪 90 年代末，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欧元即将问世，日本经济也还保持着强势，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把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世贸体系，既能通过规则约束中国发展，又能借助中国市场拉动美国经济，还能在亚太地区形成新的平衡。 更重要的是，美国希望通过经济接触影响中国，这种 “以商促变” 的思路，在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很有市场。就像江同志提醒的那样，“美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他们的每一步决策，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 谈判最后阶段的波折，更能看出美国的真实心态。1999 年 5 月，中美谈判因意外中断，美国国内的农场主、零售商们急得跳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直接发表声明，称 “中断谈判是美国的巨大损失”。 当年 11 月，巴尔舍夫斯基再次来华，这次谈判氛围明显缓和，双方在 25 日凌晨终于签署协议。协议签订当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1.5%，那些押注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率先给出了积极反应。 中国入世后的发展，更印证了当时实力与策略结合的重要性。到 2012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额已达到 38671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186 倍，成为货物出口额世界第一、进口额世界第二的贸易大国。 而美国也从中获得了丰厚回报，2001 年到 2010 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 362%，远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速。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被隔绝于一个快速发展、充满市场潜力的中国之外，在漫天要价之下美国最终同意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江同志那句 “我们千万不能太天真”，至今仍有深刻意义。美国的同意从来不是施舍，而是基于实力的利益交换，更是全球格局下的战略选择。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明白，在国际舞台上，实力永远是说话的底气，而清醒的认知，则是行走世界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