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开国大校姚天成评价侵华日军：作战效能是苏军的2倍，国军的100倍！ 1930年出生的姚天成，17岁就扛起了枪，在41次出生入死的战斗里两立一等功，“战斗英雄”“人民功臣”的称号背后，是满身硝烟与刻骨的战场记忆。 退役后的他，在教育岗位上坚守20余年，省吃俭用把微薄工资都花在了25名困难学生身上，还主动捐资2000元修建校园设施，一辈子都在践行着军人的担当与奉献。 1990年深秋，儿子和他闲聊，提起有人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的说法，这位沉默多年的老战士打开了话匣子。 姚天成所在的新四军四支队，在全军四个支队里装备算是拔尖的，可即便如此，部队里连一门炮兵都没有，重机枪更是稀罕物。 反观日军，装备水平远超我军，火力压制能力不是当时的新四军能比的。 但装备差距没挡住战士们的抗日决心，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蒋家河口战斗，就是他们四支队打响的。 当时60余名日军守备部队乘坐两艘汽艇从巢湖开来，姚天成和战友们隐蔽设伏，瞅准时机突然袭击，一举毙伤日军40余人。 后来二支队粟裕指挥的苇岗战斗，也以歼敌40余人的战绩告捷，这些战斗虽规模不大，却实打实打破了“新四军不抗日”的谎言。 从1938年到1939年，仅姚天成所在的四支队，就与日军作战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人，还活捉了9个俘虏。 要知道平型关战斗中我军都没能抓到日军俘虏，这样的战绩足以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坚守与付出。 说起和日军作战的难度，姚天成的评价格外真切：新四军跟日军作战，比打国民党军队难上一百倍。 现在很多人觉得日军厉害是因为“武士道精神”，觉得他们擅长肉搏拼刺刀，其实这都是被解放后的文艺作品影响了。 在姚天成眼里，日军真正的威胁是“高效作战”——同样数量的火器发射，他们能给对手造成更大杀伤。 1945年秋到1946年春，他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和苏联军队配合作战剿匪。 苏军的火力堪称凶猛，一个加强营就装备着10门山炮和野炮，3到5挺重机枪，每个班都有轻机枪和2支自动步枪，单位时间火力输出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营的10倍以上。 可就算火力这么强，苏军同等火力下的杀伤效果远不及日军。 日军没有自动步枪，连属重机枪也稀缺，火器发射速度不算快。 但姚天成粗略估计，苏军100发子弹能杀伤5名敌军，日军100发子弹就能杀伤10到20名敌军，作战效率足足是苏军的2倍以上。 日军的高效作战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他们的士兵个人训练扎实，射击精准度极高，就算是掷弹筒这种不需要设定射击诸元的简易武器，日本兵也能打得又快又准。 加上“武士道精神”带来的顽强斗志，能给对手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战场协同配合堪称一流。 1938年秋，姚天成所在的部队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车队，起初打得很顺利，可日军救援部队迅速赶到，只能被迫提前结束战斗。 这种快速响应、密切配合的能力，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远远比不上的。 解放战争时期，姚天成曾带领部队阻击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对方装备精良、火力密集，兵力还是我军的两倍，可最终还是姚天成的部队取得了胜利。 通过望远镜观察，新一军的射击精度和技战术动作虽比普通国民党部队强，但比起日军差得远，就算我军战士隐蔽做得不够好，新一军的密集火力也很难造成有效杀伤。 而抗战初期面对日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稍不留意就会中弹，这就是作战效率的巨大差距。 面对装备和作战效率都占优的日军，新四军没有硬拼，而是靠着不断总结经验找到了解决办法。 日军对华侵略兵力严重不足，大规模战役后转入常规占领，兵力分散到一个中队甚至一个小队守卫一座县城，这就给了新四军可乘之机。 日军的火力配备也随部队规模递减，大队有“九二”式步兵炮，中队最多只有六零迫击炮，到了小队就只剩掷弹筒，火力大幅削弱。 1938到1939年间，姚天成参加的对日作战，大多是针对日军中队以下单位，有效避开了对方重火力压制。 新四军还专找孤立无援的日军下手，以极大的突然性发起袭击，快速穿插分割，不让日军形成交叉火力和步炮配合。 这种战术智慧，离不开我军善于总结的优良传统，高敬亭的“四打四不打”、林彪的“三点一面”“三三制”等，都是从实战中提炼的制胜法宝。 真正的军人，只有认识敌人，尊重敌人，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姚天成没有神化日军，也没有贬低对手，而是基于亲身经历，精准剖析日军的优势与弱点，这种清醒的认知正是我军以弱胜强的关键。 勇敢从不是鲁莽的代名词，真正的勇敢是看清对手的强大后，依然能保持冷静、找准方法，在绝境中开辟生路。 【评论区聊聊】什么才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关键？ （信源：看看我军抗日老战士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