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并购政策革命：从中央定调到地方突围2024年9月证监会“并购六条”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政策春风之下，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迅速响应，纷纷出台适配本地产业特色的并购细则。2025年5月16日修订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落地后，上海、广州、深圳率先发布配套政策，而10月29日北京“并购十九条”的重磅出台，更以突破性表述引发市场震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总部经济培育等预期动作之外，第五条明确提出“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依法收购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服务支持拟上市企业自主选择通过IPO或并购重组上市，借助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支持力度较沪深政策更显颠覆性。这轮自上而下的并购政策大转向，核心逻辑根植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求。要理解这一变革的必然性，必先厘清核心命题：为何新质生产力行业天然依赖并购？传统产业的增长路径遵循“规模效应-同业合并-降本增效”的经典逻辑，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并购重组，本质是通过扩大产能、整合资源实现“做大做强做优”，这套模式在产业链成熟、技术迭代平缓的领域仍具生命力。但AI、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竞争法则——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看，这些领域的技术突破具有高度分散性、创新周期短、生态协同要求高的特征，决定了其更适合“并购驱动成长”而非单纯的“有机增长”。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实践深刻印证了这一点：与欧美巨头对抗的本质，是单一企业与整条并购整合而成的产业链的较量。以英伟达为例，其并非单纯的GPU制造商，而是通过并购Mellanox掌控数据中心网络，收购ARM服务器芯片团队完善生态布局，整合多家AI软件企业搭建开发工具链，形成“算力+网络+软件+生态”的全链条优势。这种通过数十笔并购构建的竞争壁垒，让依赖单点技术突破的企业陷入天然劣势——用一家公司的研发实力对抗对手整合的产业生态，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并购并非“选择项”，而是“生存项”：不是为了规模扩张，而是为了在全球科技竞争中避免被降维打击，实现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快速补位。然而2019-2023年，A股并购市场却陷入持续冷清。背后存在两大核心症结：一是IPO注册制改革的虹吸效应，市场化发行机制下企业上市通道畅通，使得并购重组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二是监管层对“三高并购”的审慎态度，2015年并购潮中出现的高估值、高承诺、高商誉问题，最终以商誉减值、业绩爆雷收场，导致监管政策趋向“宁可不做、不可做错”的保守逻辑。这种严格管控虽防范了风险，却也形成“一刀切”效应：AI芯片企业并购未盈利的算法团队、新能源车企整合上游电池企业等具备产业价值的交易，或因标的未盈利、或因估值争议而受阻。科技创新的紧迫性与监管政策的保守性形成尖锐矛盾，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瓶颈。2024年9月24日成为中国并购史的关键分水岭，证监会“并购六条”的发布，以“支持新质生产力产业整合、严防炒壳”为核心逻辑，实现三大突破性进展：其一，审核标准从“持续盈利能力”转向“持续经营能力”，明确允许收购“未盈利但有战略价值”的优质资产，为补链强链、关键技术突破类并购松绑；其二，推行简易审核程序，交易所2个工作日受理、5个工作日出意见，无需问询、不上并购重组委，以高效审批适配产业发展的窗口期需求；其三，划定清晰政策边界，支持“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跨界并购，同时对蹭热点、乱跨界行为保持严审态势，实现“放管结合”。中央政策定调后，地方层面掀起差异化落实热潮。上海于2024年12月出台《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动方案（2025-2027年）》，依托“五个中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的产业链整合；深圳发布的《推动并购重组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更具量化目标，提出到2027年底培育千亿级市值企业20家、完成并购项目超200单、交易总额超1000亿元，创新性提出“大胆资本”理念，鼓励对新质生产力领域并购的风险承担与试错探索。而北京“并购十九条”的突破更具标志性意义。其第五条对反向收购的明确支持，本质是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政策话语禁忌——非上市优质企业无需局限于IPO排队，可通过收购上市公司实现登陆资本市场的目标，这相当于以官方文件形式为“反向收购”正名。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突破并非逾越法律边界，具体交易是否构成借壳上市，仍需证监会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实质审查，其核心价值在于将过去隐性化的产业整合需求显性化、制度化，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回应了市场对产业并购的真实诉求。这种“话语突破”背后，是地方产业政策为中央资本市场改革探路的创新实践，向监管层传递出明确信号：对于具备真实产业价值的并购重组，亟需在制度设计上预留更灵活的空间。政策红利的释放已显现初步成效。数据显示，“并购六条”发布以来，A股披露并购重组事项的公司数量超2800家，涉及事件数逾4760起，重大资产重组达230单，其中新质生产力领域并购事件数量较上年大幅增加，半导体行业并购事件数增长近四成。探迹科技收购真爱美家控制权、狮头股份收购机器视觉企业利珀科技等案例，成为“AI+实体”“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典型实践，印证了并购作为产业整合工具的核心价值。从政策演进逻辑看，这轮并购改革本质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升级。中央以“并购六条”确立“支持产业整合、防范投机炒作”的核心导向，地方则结合产业基础差异化落地——深圳依托“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财政引导+社会资本+产业落地”的资金循环体系；北京聚焦总部经济与京津冀协同，以话语突破推动制度创新；上海发挥金融中心优势，强化并购服务生态构建。这种“中央定调+地方创新”的模式，既确保了政策方向的正确性，又赋予了地方适应产业需求的灵活性。展望未来，并购政策的深化将围绕三大方向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新质生产力领域并购的估值体系，提升对未盈利科技企业的估值包容度；二是畅通并购融资渠道，推广股权支付、并购基金、S基金等多元化工具，匹配产业并购的资金需求；三是健全并购后整合的支持机制，防范“重交易、轻整合”问题。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并购重组将成为培育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生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而北京“并购十九条”所引领的制度探索，或将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