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家李银河令人彻悟的话： “人生没有意义，你活3万天后消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伟大，最终都归于虚无，因为没有意义，才要去主动赋予意义，而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彻底的悠闲，舒舒服服的活着。” 凌晨五点十七分，我又一次在闹钟响起前醒来。这种精确到分钟的生理时钟，是我三十年职场生涯留下的印记，如同膝盖上那道雨天就会隐隐作痛的旧伤。 推开窗，六月的晨风还带着凉意。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想要查看邮件，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时才恍然想起上周五，我已经办完了退休手续。 “老陈，你现在是个闲人了。”我对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说。镜中人头发花白，眼袋浮肿，一副被生活过度使用的模样。 退休第一天，我像个丢了盔甲的士兵。妻子秀把早餐摆上桌时，我正对着电视发呆。财经新闻里，那些熟悉的名词还在滚动，只是再也与我无关。 “要不你去公园转转？”秀试探着问。她退休两年，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去了。公园里大多是带着孙辈的老人，或者练太极的队伍。我坐在长椅上，浑身不自在。一个穿着旧西装的老人在我旁边坐下，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处长时的风光。我勉强听了十分钟，落荒而逃。 转变始于一个失眠的夜晚。 凌晨三点，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床翻看旧物。在书柜最底层，我找到了大学时的日记本。翻开泛黄的纸页，那个曾经想当诗人的年轻人让我感到陌生。 “今天在图书馆看了一下午云，云的形状从马变成鲸鱼，最后消散无形。或许生命就该这样自在来去。” 我怔住了。那个能看一下午云的年轻人，后来成了连等红灯都要看手表的人。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让秀吃惊的决定：去城南的老茶馆喝茶。 那家茶馆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竹椅、盖碗茶、说书人。我坐在角落里，第一次没有边喝茶边看手机。说书人正在讲《水浒》，茶客们时不时叫好。 “你今天有点不一样。”秀晚上说。 哪里不一样呢？大概是紧绷了三十年的某根弦，稍微松了一点。 我开始尝试各种“无用”的事。 周二去老年大学学画画，周三跟着视频练书法，周四什么都不做，就在阳台看花开花落。我的牡丹画得像个番茄，毛笔字歪歪扭扭，但这些都不再让我焦虑。 有一天下午，我在躺椅上睡着了。醒来时夕阳满屋，身上盖着秀悄悄披上的毯子。那一刻，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奇异的安宁。 改变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我开始能分辨出小区里不同鸟类的鸣叫，知道东墙的牵牛花几点钟开放，西墙的夕颜何时闭合。我甚至养成了每天记录一朵云的习惯。 昨天，女儿回家吃饭，惊讶地说：“爸，你好像胖了点，脸色也好看了。” 秀笑着说：“你爸现在可会享福了，昨天一个人吃掉半个西瓜，就为了收集瓜子种花。” 三万天，我已经用掉了两万多天。剩下的日子里，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困在无谓的焦虑中？ 初雪那天，我做了退休后最“奢侈”的事：在窗边看了一整天的雪。 看雪花如何从稀疏到密集，如何覆盖枯枝，如何把世界变得安静。秀也搬了椅子过来，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到年轻时在雪中散步的往事。 “那会儿你没这么多白头发。”她说。 “你那会儿还扎着麻花辫。”我回应。 相视一笑间，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彻底的悠闲”。 今年桂花开了第二茬，香气比初开时还要浓郁。 我在树下支了张小桌，泡一壶乌龙茶。邻居老马经过，愁眉苦脸地说儿子辞职考研的事。要是以前，我肯定要给他分析利弊，现在却只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愣了下，点点头走了。 我继续喝茶，看金黄的桂花细细地落。三万个日子如流水，但这一刻的茶香、花香、微风拂过脸颊的触感，如此真实。 今晨醒来，窗外有雾。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即起床，而是在床上多躺了半小时，听雾中隐约传来的鸟鸣。 秀翻身问：“醒了？” “嗯。” “今天有什么安排？” “没有。”我说，“今天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 她笑了，我也笑了。 三万天后我们都将消失，但此刻，晨光穿透薄雾，照在相伴一生的人脸上，这或许就是生命最深刻的虚无，也是最实在的意义。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既然生命本无预设的意义，我们反而可以自由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 就像我退休后，从追逐功名的桎梏中解脱，在品茶、阅读、漫步这些简单事物中找到了真实的快乐。 蒙田说得妙：“我们最豪迈、最光荣的事业，乃是生活得惬意。” 不是懒散懈怠，而是摆脱外在标准的束缚，回归生命本真的状态。如同我在阳台上种的花，不为取悦谁，只是自在开放。 庄子的“逍遥游”描绘的正是这种境界：“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生命的意义不在远方，就在当下的每个呼吸、每缕阳光、每次与亲友的相聚中。当我停止奔波，反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三万日确实短暂，但正因为短暂，才更显珍贵。在认识到虚无之后，依然选择热烈地生活，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出无限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