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遂一生喜爱收藏书画古董，1950年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就高达6895件，吴石牺牲后，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将军，悲痛万分，心脏病爆发入院，因为他觉得，吴石将军是替自己留在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牺牲的，又因华东局的态度冷漠，于是出院后，何遂以身体为由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位。 当初，组织最先想到的赴台人选，其实是何遂。 上海地下党苦苦权衡：何遂早年留学日本，熟悉国民党高层，又在华东有公开身份，一旦消失，风声立刻大作；吴石则身居国防部高位，本就是往来台海的重要人物，更容易以“军务”名义调往台湾。 “你适合留下。”那天，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这样对他说。他沉默许久，只回了四个字：“服从组织。” 结果是：他留下了，吴石去了。 从那一刻起，他心里就明白，那是替自己去闯鬼门关的人。 1950年6月，台湾传来噩耗：吴石、朱枫等人壮烈就义。电报送到上海，他正在司法部办公室批改文件，听到口信，只问了一句：“确认了吗？”对方点头。 他手中的笔“啪”的一声掉在桌上，胸口一紧，人已经顺着椅背滑了下去。 再次醒来，他躺在病床上，耳边全是医生交谈的片段：“心脏负荷太大……要休养……” 他却反复念的只有一句：“是我欠他的。” 出院后，他去华东局，想做两件事：一是把吴石的真实身份完整上报，申请烈士称号；二是为吴家在大陆的亲人落实妥善照顾。 但回应却是：“情况复杂，按程序慢慢研究。” 当天夜里，他独自在家翻看自己的旧物。上海博物馆那张捐赠清单摊在桌上，赵孟頫的手札、明清名家的墨迹、唐宋瓷片……6895件，足以撑起一个专题陈列。 他当年签字时，只说了一句：“这些东西，归国家，比在我这儿强。” 他很少跟人提起这件事。对他来说，把一生搜罗的宝物交给国家，是顺理成章；可涉及到为吴石争取应有评价，他却无能为力。那种强烈的对比，刺得他心口一阵阵发痛。 第二天，他在办公桌前写了一封信： “因身体抱病，难胜重任，请准予辞去司法部部长职务。” 从此，他把精力放回到那些他最熟悉的“纸墨金石”上，默默整理未及捐出的文物、书信、资料。而那张写着“有问题，找何康”的小纸条，也在另一个方向延续着两家人的牵系。 何康，何遂第三子，上海地下党骨干之一。解放前，他在租界里扮作普通职员，白天写账单，晚上抄密码、送情报；解放后，他被调往中央，先后在农林部、农业部工作，长期负责中国的农业科研与粮食生产。 在华北平原，他蹲在地里掰开麦穗，一粒一粒数籽粒饱满度；在南方稻田，他卷起裤腿下田，看杂交稻试种效果；在西北，他站在风口，掂着土壤含水量。 1993年，他站在美国得梅因的世界粮食奖颁奖台上，被介绍为“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人”。 何遂放下的是官位，却没放下心中的愧与义；吴石丢下的是生命，却托起一条关键的情报线；何康舍弃的是安逸，却换回成千上万张不再挨饿的脸。 历史翻过去了，但那些隐在背后的名字，值得被一遍遍讲起。因为他们身上，藏着一个时代最安静、也最坚硬的信念。 为了这个国家好，自己的那点算计，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