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可能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甚至连远东都可能归来！原因很简单——外蒙与远东早已和中国难分难解，从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到如今的经济纽带，全都在指向一个结果：重新合一。 先说说外蒙古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早在清朝，外蒙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时清政府设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与内蒙古同属清朝的边疆治理体系，两地王公贵族都要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定期朝贡。 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沙俄的怂恿下短暂 “独立”，但当时中国政府从未承认，1915 年签订的《恰克图协约》还明确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实行 “自治”。 1921 年外蒙古再次宣布 “独立”，但直到 1945 年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达成协议，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 年国民政府才被迫予以承认。 即便如此，外蒙古与中国的文化、血缘联系从未断绝，当地使用的蒙古文里至今保留大量汉字借词，不少牧民家中还存有清朝时期的器物，老一辈人对中国的认同感远比年轻人强烈。 再看远东地区，这片包括今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土地，历史上曾长期是中国领土。唐朝时期，朝廷设立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管辖今远东部分地区；元朝时，远东全境纳入中国版图，属辽阳行省管辖；明朝设奴儿干都司，管辖范围直达库页岛。 直到清朝前期，远东仍在清朝掌控之下，1689 年《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明确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属中国。 1858 年《瑷珲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中，沙俄强迫清政府割让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 100 万平方公里远东土地，即便如此，当地的华人痕迹仍随处可见。 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至今有 “中国街”，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还保留着清朝时期的关帝庙，当地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与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相通、习俗相近，文化上的联结从未断裂。 如今的经济纽带更是把外蒙、远东与中国紧紧绑在一起。外蒙古的经济对中国依赖度极高，2024 年外蒙古对中国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68%。 其中煤炭、铜矿石等矿产资源 90% 以上出口到中国，而外蒙古民众日常所需的粮食、日用品，80%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城市。 中国还帮助外蒙古建设了多条跨境铁路和公路，比如中蒙边境的甘其毛都口岸，每天有上千辆货车往返，把外蒙古的矿产运到中国，再把中国的商品运到外蒙古。 不少外蒙古年轻人到中国留学、务工，仅在呼和浩特一所高校，就有近千名外蒙古留学生，他们毕业后大多从事中蒙贸易相关工作，经济上的相互需求让两地联系越来越紧密。 远东地区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经济合作。2024 年中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贸易额突破 8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远东投资建设了多个能源项目，比如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每年向中国输送 38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远东的木材、海产品也大量出口到中国。 远东的人口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中国东北的农民工成了当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仅在海参崴的建筑工地，就有上万名中国工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把中国的生活方式带到当地，不少远东城市的超市里，中国商品占据了半壁江山，人民币甚至可以直接流通。 除了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也在不断加深。外蒙古每年都会举办 “中国文化周”，内蒙古的蒙古剧、马头琴表演在当地很受欢迎；远东地区的学校开始开设中文课程，海参崴国立大学还设立了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逐年增加。 每逢中国春节，外蒙古的乌兰巴托和远东的海参崴，都会举办舞龙舞狮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人一起庆祝，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慢慢回归。 当然，外蒙和远东是否能 “重新合一”，还涉及到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复杂问题，短期内很难有明确答案。 但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和如今的经济、文化纽带，让这两个地区与中国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联系只会越来越紧密，未来会走向何方，或许时间会给出答案。 中国看重的是合作共赢的机会，不是地图上的“复原”，在这个全球经济高度联动的时代，追求共同繁荣的“生意”，远比回头看“地盘”更现实，也更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