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主席不姓华，你知道吗？ 这个名字听上去像祖上传下来的牌位，其实是临战改的。 华国锋本是苏家的子孙，名叫苏铸。十七岁扛起枪进交城县牺盟游击队，才把“华国锋”别在胸前，讨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好彩头。 名号走天下，户口本留在原处，子女一直用苏姓，不改口。 年份对在一起，缘分就像钉子钉进木头。 1921年，他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落地，而中国共产党那年在上海开会成立。毛主席当时二十八岁，去上海参加一大，苏家的婴儿还在襁褓里哼哼。 次年毛岸英出生，比他小一岁，这一大一小，把代际天平摆得明明白白。 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树多山深，风口硬。这样的地势，练出一口重重的山西话，日后位尊也没改。七岁进南关小学，十三岁毕业，十四岁又钻进商业职业学校读到一九三七年。 履历表上的“中学文化程度”，始终不动，干活的劲儿倒越攒越足。 读书那几年，学校不远住着两个地下工作者，屋里书刊像小火苗，点得人手心发热。 他常去借着看，脑子慢慢拧到了革命那边，话不多，路却越走越窄，像山里小道，越往里越见峭壁。 一九三八年初，离家上山，跟牺盟队伍一起摸黑转移。 到十月，火线入党。第二年成了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跑来跑去，挨家敲门，串村联络。鞋底磨薄了，脚杆更硬了。 一九四零年初，年纪还不到二十，顶上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又挑起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的担子。 白日里在村口土台上说话，夜里在小煤油灯下摊纸写材料，常常一抬头就听见山里冷风掠过瓦檐。 一九四五年换到阳曲县，还是那两块牌子，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当地人张口就叫“华政委”。前脚打日本，后脚对阵国民党军队，几十回小拼大仗，烟火里把人熏得更实在。 熟人评价他，踏实，诚朴，吃苦耐劳，不抢话，也不躲事，像老槐树，风大了就更扎根。 一九四八年冬，中央从华北抽调五万干部准备南下接收城市乡村。 那阵子民间一句顺口溜，走一半，留一半。 华北各口子都要分流，华被分在“走”的队伍里。晋中区委拆成两段，上级武光把走的干部凑成六套地委班子，党政武工青妇六口齐全，到了南边直接挂牌干活，省得临时抓瞎。 干部南下多半要往上挪一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岁的他成了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从县里人升到地委班子。 那会儿与韩芝俊成婚，日子在战后废墟边换了个模样，锅灶冒烟，公文也冒烟，两边都顾。 和他有上下关系的那位老领导，后来在北京还提起过这位部下。 一九九六年初夏，武光八十四岁，在屋里只穿一件汗背心，桌上摆着要处理的纸。 那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照常去单位。此人一九一二年生，河北深泽县人，早年进团入党。九一八事变后当过北平团委书记，胡乔木管宣传。 抗战年月做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后来到华北任晋中区党委副书记。 按那时的分工，阳曲县归晋中区领导，华自然是他的下属。 晋中区委的宣传部长叫周小舟，华在那时与其相识。五三年十月，周小舟调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成了华在湖南工作的顶头上司。 线一头拴在山西，一头拴到湖南，风吹不散，人事却都对得上号。 武光形容这位部下，用词不花，像老匠人打出的木楔：“老实人，好同志。印象就是正派，老实。”话就这几句，没有彩灯，也没有锣鼓，落地有声。 与墙上那些“英明领袖”的口号对照着看，更有股朴素的劲道。 等到他后来被推上高位，故报纸回忆录里一股脑冒出一串细节，一九四零年前后担任各界联合会主任，身披破羊皮袄，怀里揣着毛边纸印的《论持久战》，冒着危险走村串户，给老乡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掰开揉碎。 还有一种讲法，更爱写灯火，交城在吕梁山前沿，斗争尖锐复杂，环境粗粝。 他挎包里经常装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这类小册子，还有晋绥分局关于巩固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 路上翻，歇脚翻，同行的人在山顶隐蔽处喘气，他靠着石头眼睛一低，书页就翻起来。晚上没油点灯，就用松油柴照亮，烟把脸熏得黑黑的，照样看。 身子不舒服时，同伴劝他歇一歇，他回一句，多读几页，打仗更有底。 细节像串珠，越串越亮，目的也就不难猜。把青年时期的读书与操守连到对毛主席的忠诚，再连到历史接续的正当性，一条顺溜的线，画给所有人看。 线画得很直，真实生活却更像山路，拐弯多，坡度陡，雨一来就滑。 把前后年月捋在一起，画面并不花哨。 他这一生有两张脸，合起来才像一个人。 一张是战火里练出来的基层干部脸，墙根坐得住，肩上担得起。另一张是后来被灯光照得锃亮的宣传脸，细节鲜活，光圈也大。 前者来自岁月打磨，后者源于叙事需要。 两张脸并不互相抵消，只是重量不同。名字也像两张脸，一个是户口里的苏铸，一个是历史舞台上的华国锋。 舞台撤了，户口还在，灯灭了，山西口音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