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医案，气绝欲死，后用此米汤灌救，竟起死回生，震动一时！升麻黄耆（黄芪）汤，是张锡纯创制的妙方之一，出自他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此方虽简单，却蕴含极深的医理。张氏用它专治“小便滴沥不通”，即排尿困难。他指出，有些病人偶因呕吐、咳逆或侧卧伸腰时，小便能稍微流出，这是“转胞”之象。中医认为，“胞”即膀胱，若胞系下陷或偏移，则尿液不通。张锡纯提出，用“升提之药”可使胞系复位，小便自然畅通。方中以生黄耆补气升阳，当归养血调经，升麻、柴胡各提举清阳、疏畅气机，四药配合，正如张氏所言，“以升为主，以补为辅”，补中寓升，升中兼通。张锡纯有一段极具代表性的医案。一位妇人产后小便不利，别人让她服生化汤加白芍，毫无效果。后来她自述常有恶心呕吐，小便偶可少通。张锡纯当即悟出：此非膀胱闭塞之实，而是“胞系戾乱，下陷失位”。产时用力太过，导致气机紊乱，胞系偏坠，尿液受阻。呕吐之时，气机上逆，胞系略有回提，所以小便暂通。弄清病机后，他用升麻黄耆汤，果然“一剂而愈”。张氏强调，这类病“非利药所能治，惟升提正气，方可令水道自开”。此案可谓典型，足见他“以气机升降论治”的高明。张锡纯在论述此方时进一步指出，三焦气化，贵在升降协调。气不上升，则无以下降；气不降，水道亦闭。小便不利，往往根在“下陷”。世俗治法动辄用利水通淋之剂，治标不治本。张氏反其道而行，以“升提气机”解“下陷之闭”，取得奇效。他提出：“气机一升，升降复常，小便自通。”这正是中医治法中“升中有降”的真实体现。他的思路打破了“通则用下药”的惯例，体现出极高的辨证灵活性。张锡纯还在书中引用了陆定圃《冷卢医话》的奇验，以佐证“重用黄耆治小便不利与水肿”的可靠性。海宁许珊林观察曾治一人，夏秋之间全身肿胀、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性命垂危。许氏用生黄耆四两配秫米煎汤，小口频服，至半碗许，气喘稍平，一日内尿大通三次，肿势顿消。脚面余肿，继续服耆米汤数日，全愈。次年复发，改用他医之“除湿猛剂”，气绝欲死，后再用耆米汤灌救，竟起死回生。此案震动一时。张锡纯引用此例，强调“虚者不怕补，重用黄耆能扶气化而利水”，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气机升提、水道通利的自然结果。张氏在按语中分析得尤为透彻。他指出，水肿之证，有虚有实，实者少，虚者多。虚者又分阴虚、阳虚、阴阳两虚。阳虚者气陷，可重用黄耆升阳举陷；阴虚者血枯津少，宜佐滋阴养血之品；若阴阳两虚，则黄耆与滋阴药并用，升而不燥，补而不腻。他痛斥那些“不辨虚实、妄用除湿猛剂”的医者，认为“病至积成水肿，气血皆亏，岂堪再伐？”这番论述，既见张氏深厚的辨证功力，也体现他主张“扶正为本、攻邪为辅”的治病思想。张锡纯特别强调，黄耆虽为补药，却兼有通利之功。他认为，气虚表不固，则水湿滞于肌表，成肿。重用黄耆，可“开通水道，令水从小便出，胀自消”。这一见解打破了传统对补药“只补不泄”的偏见。他多次告诫后学：“凡病由气虚陷下者，补中兼升，万病可治；若误以实论，反伤正气，祸不可测。”升麻黄耆汤正是此意的最佳体现：升麻、柴胡为使，黄耆、当归为主，升中有补，补中有行，提气化而通水道。直到今日，张锡纯的观点仍值得临床借鉴。许多中医一见小便不利或水肿，便急于利尿，殊不知阴虚者利水则伤阴，阳虚者利水则伤阳。利水之药可用，但应“以导为辅，不以攻为主”。张锡纯提醒后人，治水肿应当先审气机、辨虚实、调升降，方能药到病除。气机得复，津液自行；气旺水行，肿胀自消。其法平中见奇，其理柔中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