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晚年在回忆录里这么评价过台工委四大头目的人品： 人品最差的是蔡孝乾； 印象最好的陈泽民； 评价最高的张志忠； 最温和的是洪幼樵。 一个在保密局干了一辈子的老特务，坐在晚年的椅子上，对着曾经的对手指指点点，这画面本身就挺扎眼。 榜上挨骂最重的那一个，当年其实是牌面最大的人。 一九〇八年，蔡孝乾生在彰化花坛，年轻时离开台湾，去过上海读书，很早就拐进左翼圈子，参加台湾共产党。后来跑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教书、办报，一九三四年跟着中央红军上路，把长征那条路硬生生走完，成了唯一完整走过长征的台湾籍干部。 抗战那些年，他搞过敌工，因为懂日语被调回延安保护，一九四二年还写过一本介绍台湾的书，在党内说起“懂台湾”，总会提到这个名字。 日本投降后，周恩来在延安把他叫来，当面点名让他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一九四五年动身，一九四六年上岸，工委的班子很快搭起来：蔡孝乾掌舵，张志忠抓武装，陈泽民抓组织，洪幼樵管宣传，再加上林英杰，几个人用“老郑”“老吴”“老钱”“老刘”这些外号在岛内穿梭，办《光明报》《青年自由报》，拉人入党，在“二二八”风潮里四处串连。 到一九四九年前后，党员数量从几百人涨到一千多，规模不算大，骨架算是立住了。 气候冷下来得很快，一九四九年，台北发生学生风波，军警进校园抓人，有学生被推上枪口。先是几个学生，再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清晨破门抓人，印刷器材一起抄走。 钟挨了几天几夜的刑，只迷迷糊糊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死也不肯再往下说。 高雄那边，工运骨干李汾被抓又被“捉放”，十月在农会门口和上级碰头，这一碰头，把陈泽民也带进了口袋。 陈的笔记本上写着“老郑”两个字，台北泉州街的住址，很快被翻出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深夜，守了多日的特务冲进那间屋子，把“老郑”押走。谷正文看他神色沉稳，说话有条理，心里认定这是条“大鱼”，一时又摸不清真实成色。 蔡孝乾在审讯里打太极，对自己的经历遮遮掩掩，对吃喝却一点不含糊。 谷南下前叮嘱手下照顾好他的胃口，这位连着几天吃饺子，嫌腻了，直接点名要吃台北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 牛排送到嘴里，他一边吃一边说要“投桃报李”，表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有个姓施的联络人，只要抓到人，台湾地下党的线就能一网收尽。 押解队信了，押着他去电信总局，他临到门口让特务离远一点，脚下一转从侧门往外冲，被埋伏在外面的另一组特务按倒在地。 不久，他又打着“带路”的旗号，把押解队领进街巷，在暗处溜走。 逃出去以后，他带着妻妹马雯娟，暂住在台北中山市场老台共黄天家里。马雯娟当时才十六岁，人小，事情一点不小。二月下旬，保密局扑到黄家，人已经提前一天撤走。 黄天扛不住刑罚，说出了新的落脚点。 嘉义乡间那天，张清杉一行换上旧衣服，骑着破自行车在田间小路晃，迎面来了一位西装笔挺的男人，凑近一看，正是不久前从台北巷子里跑掉的“老郑”。 蔡后来承认，一个月逃亡生活太难熬，下山就是想“解个馋”，没算到撞上老对手。 第二次押回牢房，他提出条件，要让马雯娟进监同住。 谷正文答应了，这根软肋捏在手里，蔡孝乾开始一条条交代。 笔记本上的“吴次长”，被保密局对号入座到台湾“国防部”中将次长吴石。吴被叫去“问话”，妻子王碧奎也被带走，很快承认老郑常来家里，吴石的身份就此暴露，身边的陈宝仓、聂曦也跟着进了牢门。 蔡身上一张十元纸币，背后写着两个号码，一个是马雯娟，一个是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 朱谌之，一九〇五年生在浙江镇海，本来在香港等着回上海团聚。 金门古宁头、登步岛两仗吃了情报的亏，华东局社会部挑她去台湾探军情。她在蔡孝乾安排下，多次与吴石见面，拿到台湾战区防御部署等重要情报，拍成微缩胶卷送回上海。 四十多天后，她凭吴石签的通行证离台。 蔡一投敌，这条线随即暴露，朱被押回台湾，她砸碎贴身金饰，分几次混在热水里吞下去，疼得昏死过去，最后在医生下泻药时把碎片排出。 谷正文在案中写她“党性坚强”，毛泽东得知这些情报的来路后，让人给他们记功，写下“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一九五〇年三月，对台湾地下党来说是一道大坎。 台湾工委“五巨头”全数落网，组织网络被一截截斩断，和中共有联系的一千八百多人被捕，三千多人在刑场倒下，八千多人被判十年以上重刑。 狱中，张志忠、陈泽民、洪幼樵对着蔡孝乾开骂。 牢门关上，几种不同的硬和软都露了形。 陈泽民被抓那晚，正在抄新发展党员名单，特务冲进来，他来不及藏，抓起名单往嘴里塞，嚼碎咽下去；张志忠在老虎凳、电刑之间熬了几年，只报已经废掉的联络点；洪幼樵身材单薄、说话轻声，悔过书一笔不写，押赴刑场还向别的牢房点头示意。 蔡孝乾则在牢里一份份写自首书，稿纸堆到半人高，被医生诊断出“幻想症”，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科待了几个月。 谷正文在人品榜上写尽敬佩与鄙夷，这几张名字隔着几十年看过去，更像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