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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 | 我是新时代的记者

读稿人语戴维

在路上,去看见

本期两位讲述者都是一线记者,他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新时代记者的真实故事:转型的痛苦和煎熬,默默承受生活的压力,勇敢面对全新的挑战。

记者的本色就是在路上,去看见。只有走到劳动者中去,到生活的大海里去游泳,才能获取最鲜活的材料,才能嗅出时代的芬芳,才能记录此刻,挖掘过去,眺望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新闻,缺的是发现新闻的眼睛,记录新闻的双手,沉淀思考的头脑。在资讯发达的年代,记者何为?我想,只有用真诚对抗浮躁,用深度穿透喧嚣,我们才能写出带露珠、沾泥土、冒热气、有香味的好故事。

我是新时代的记者

我接到新任务——“深耕马铃薯行业”

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王昕萌。不过,现在在田间地头,乡亲们都叫我——“地蛋哥”。

2006年大学毕业,我成了一名农业记者,做过“山南海北荟萃致富精华,春秋冬夏送来田野新风”的《乡村季风》,做过帮农民朋友维护权益的《热线村村通》,也做过“像舌尖一样讲故事,像淘宝一样卖产品”的农产品电商节目《中国原产递》。

2020年底,我接到一个“离奇”的新任务——“深耕马铃薯行业”。因为在此之前,马铃薯已经正式成为我国第四大主粮。

马铃薯在山东的称呼是“地蛋”;在内蒙古,它叫“土豆”;在河北,它是“山药蛋”;在甘肃,它是“洋芋”;在广东,它又变成了“番薯”。

我成了“地蛋哥”,选择这个名字作为“代号”,是想最大程度地“接地气”。

领导给我们设立的目标,不只是把大屏的节目带到小屏,更要利用“三农”主流媒体的资源优势,以“单一作物”为深耕方向,让种植户看到他们急需却难以获取的内容。

接到任务的第一年,我把自己“种”到了地里

接到任务的第一年,我把自己“种”到了地里。全国有7200万亩马铃薯田,“哪有土豆,我就去哪”,我跑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马铃薯主产区。

我最近一次出差,从山东到内蒙古,再到甘肃、新疆,15天里走访了27块农田,行程12000多公里。

在新疆,我每天赶路800公里以上,一直拍到晚上10点半,那里的天黑得晚。回到酒店,整理、剪辑当天的素材,后半夜才睡去。第二天早上8点,继续出发。

作为农业记者,到达现场、把最真实有用的信息带给受众,是我的责任。每天面对新的田野,新的薯友,我的精神是亢奋的,但身体渐渐扛不住了。腿疼了几天之后,在新疆自治区博尔塔拉州人民医院,医生诊断我有下肢静脉血栓,需要立刻坐轮椅。因为血栓一旦脱落,有致命危险。

行程被迫中断,伊犁昭苏、阿克苏拜城两个产区没能去成。好在我跟那边的“粉丝”约好,等身体恢复了再去采访。

5年下来,我一人承担出镜、拍摄、剪辑、运营,发布了1500多条视频,收获了30多万粉丝,播放量破2亿。

“地蛋哥”成了马铃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IP之一。

我反映的情况,推动了马铃薯新品种审定和登记工作的完善

2022年,凭借在行业的深耕,我成为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国作物学会成立以来,首例媒体人当选专家委员。

我从一个行业新闻的报道者,变成了产业发展的参与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豆小白”,变成了能和老把式聊品种、谈技术的“土专家”。

利用“地蛋哥”的平台,我把专家选育出的好品种,用下地拍、对比看、老乡说的方式,精准推广到适宜的种植区,让好种子找到好土地,也让种植户找到好品种,实现增产增收。

我形容自己上接行业顶尖专家,下通田间种植大户,这种“链接”功能,逐渐发挥出作用。

沃土5号,是马铃薯品种的名字,也是新增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之一。但这个品种“爆火”后,许多种植户却犯起了迷糊。因为市场上一下子出现了甘引9号、沃土5号、德薯7号、完美1号……一个品种竟然有20多个不同的名字。

这不仅让种植户们无所适从,更让他们面临巨大的种植风险。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反映给时任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的金黎平老师。她高度重视,在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委会年会上,和与会专家展开研讨,共同推动了马铃薯新品种审定和登记工作的完善。

中国的田野里,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

马铃薯是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也是当地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不少老乡发现:种得多了,产量高了,钱却没多挣。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作为马铃薯领域的头部主播,我开始吆喝着帮老乡们卖土豆。

每年我都会到北京新发地等大型批发市场的土豆档口,为种植户、储存商牵线搭桥。同时,我与产区政府、企业合力,把湖北恩施的马尔科富硒小土豆、甘肃定西的“开花洋芋”、贵州威宁的高山土豆等带着泥土芬芳的好产品,直接推到消费者面前。

“地蛋哥”不只是一个外号,更是我作为“三农”记者的使命,我为马铃薯从主粮化到主食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媒体的转型,不是口号,是脚步;不是计划,是发生。像“地蛋哥”这样的IP,在山东广电,还有“草莓君”“苹果姐”“花生研究生”……我们把名字种进土地,用镜头和话筒耕耘、链接。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因为中国的田野里,永远有讲不完的故事。

“我年轻,我是党员,我申请前往灾区帮扶”

我是中国石油报西藏站的记者李一蕾,也是一名90后。

2014年大学毕业,我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平均海拔400米的关中平原,来到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西藏。

刚开始,我是中石油日喀则分公司的一名员工。不到一年,我在西藏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加油站操作工一等奖,荣获自治区技术能手称号。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毗邻的西藏自治区樟木、聂拉木和吉隆等地受灾严重。

“我年轻,我是党员,我申请前往震区帮扶!”我向领导请缨。

在震区的一周,我看到石油人宁愿自己喝发黄的自来水,也要把矿泉水留给撤离的群众;看到加油站站长深夜徒步穿过废墟,把油送到安置点……那一刻,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击中了心脏!

这群人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伟岸。我告诉自己:有机会一定要讲西藏石油人的故事。

我不是中文专业,也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写作,仅凭对文字的热爱,我从报道基层加油站员工做起,慢慢成长为中国石油报社西藏站的记者。虽然是半路出家的“新闻人”,但我热爱这个行业。为提高采写水平,我把喜欢的新闻稿收集起来,反复研读,仔细观摩好的图片拍摄角度,一点一点学做视频。

“老人家说,一定要亲手为你献上哈达”

2019年8月,我接到一个特别的任务——用13天时间,前往日喀则樟木镇、吉隆县,那曲双湖县,昌都和阿里,拍摄制作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视频拍摄专业要求极高。

“事再难、也要去干!”我带着拍摄组出发了,10天行程近万公里,拍摄了大量素材。

我第一次踏上双湖的土地。那里平均海拔50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

在双湖采访的那几天,剧烈的头痛像要把头炸开,我大口喘气,依然感到窒息。晚上,刺骨的寒意让人难以入眠。我们一行人索性围着燃烧的牛粪炉子聊到天亮,跳跃的火苗映照着彼此因缺氧而发紫的嘴唇。是的,在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双湖的夜晚,取暖靠牛粪,睡觉离不开电热毯。

在采访那曲聂荣县多康巴村驻村工作队时,我见到了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脱贫的乃德老人。采访结束,看着老人简陋的板房和不便的腿脚,我悄悄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现金,请藏族同事转交。

就在我上车准备离开时,老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追了出来。同事翻译说:“老人家说,一定要亲手为你献上哈达!”

那条洁白的哈达,由一双饱经沧桑的手送出,轻轻地落在了我的肩头。

拍摄结束后,我用3天时间,赶制出《讲述初心故事牢记使命担当——雪域石油人的故事》纪录片,圆满完成任务。

“我想去尼玛县洗个澡”

2020年春节“记者走基层”,我再次前往双湖,采访1993年出生的加油站女站长次旦巴宗。

我问巴宗:“快过年了,你最想干啥呀?”巴宗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去尼玛县洗个澡。”加油站距离最近能洗热水澡的尼玛县——400公里!这句简单的心愿,让我鼻子一酸。

一年后,我和央视摄制组一同前往双湖采访,恰逢巴宗生日。大家跑遍只有两条街的县城,想给她买个蛋糕,但商店里只有方便面。

于是,大家用糌粑(西藏特色小吃,将青稞磨成的面粉手捏成团)做了个生日蛋糕。这个特殊的“蛋糕”让巴宗笑得像格桑花,但她的丈夫却在一旁双手捂住流泪的脸,这个高原汉子是在心疼妻子啊。

在双湖,最苦的不是缺氧、不是寒冷、不是交通不便,而是守候的寂寞与孤独。巴宗告诉我:“有时,路上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即便这样,双湖加油站依然24小时值班,全年无休。

因为在城市再寻常不过的加油,在这里很可能“事关生死”——为突发疾病的农牧民送急救药品,为困在半路的司机紧急送油,为高考学生送录取通知书……

今年春节,我第四次来到双湖,见到了现任加油站站长索旺。索旺坚定地告诉我:“我不想让大家提起双湖就是苦,我要改变双湖。”

他在双湖建起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司机之家、劳动者驿站,还开起了咖啡店,让游客们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也能浪漫地喝一杯咖啡。

索旺开心地告诉我:“如今的双湖加油站变样了,员工值班公寓里有电地暖、阳光棚、制氧机,打通了上下水,随时都能洗热水澡。而且我已经为20多个半路没油的车主,提供了道路救援。”

但索旺没有说的是,缺氧让他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每次道路救援都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夜里驱车前往无人区;大雪封路时还要蜷在车里熬到天亮,半张脸冻得失去知觉。

熊被吓跑了,但贡觉的肋骨也摔断了

在西藏,新闻是用脚走出来的。我常常每天驱车10个小时去看那些以站为家的人。

两年前,我去定日县珠峰南采访加油站站长普布扎西。采访完已经快深夜12点了,我们开车离去,普布扎西却一直站在加油站出口不停地招手再见。看着茫茫黑夜中那片唯一的光点和越来越远的普布扎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同行的人问我:“你为什么哭?”我说:“我们走了,他们却还要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这里。”是啊,在这片比孤独更辽阔的高原,无数个“普布扎西”把自己扎根成了荒原上的坐标。

倒垃圾遇见“熊出没”是什么体验?在阿里先遣乡海拔4600米的无人区深处,加油站经理贡觉每天都要面对这个挑战。

这里方圆数百公里荒无人烟,却时常有觅食的藏马熊出没。一天晚上,贡觉去扔垃圾,一只藏马熊突然从垃圾箱里猛地钻出,把他吓得跌倒在地。

熊吓跑了,但贡觉的肋骨,也摔断了。

贡觉守护的这座加油站,让G216国道800多公里的无人区,有了至关重要的补给点。

在西藏,我时常问自己,记者的使命是什么?我想是“看见”。这么多年,我的稿件让一个个基层的劳动者呈现在大众视野,让一个个不敢露脸的人站在聚光灯下,让更多的人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和这些“凡人微光”,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

我看见了他们,党和国家也看见了我,这片土地和人民托举了我。2020年,我在29岁那年光荣地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妈妈,我好希望你快快变老啊”

今年1月7日上午,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当天忙完工作已是凌晨1点,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此刻,我怎么能在床上,我应该在震区啊!”

天一亮,我向领导申请前往震区。

凌晨1点到达定日后,我见到了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站长普布扎西。他说:“同事让我休息,可一想到加油站这么忙、抗震救灾这么急,我根本睡不着。”

在震区的5天里,我剪辑制作了以普布扎西为主角的《震中送油日记》。一次送油途中,我遇到了4岁的小女孩强珍,她在废墟旁哭着找妈妈。我们将她送回临时安置点,留下了车上的所有物资。当晚,强珍那含泪的眼神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次日,我们装满一车物资,几经周折找到她。这一次,强珍认出了我,笑得很开心。

今年8月,当我去定日县回访时,强珍和所有受灾群众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全都住进了新居。她在院子里快乐地奔跑,笑容像高原阳光一样明亮。看着她,我仿佛看见了千里之外我的女儿。

和很多高原上的石油人一样,我的家也是“三地分居”。我在拉萨,爱人在日喀则,女儿在3000公里外的陕西老家。女儿7岁了,从她出生到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不到三个月。

女儿3岁半那年我回家,一天晚上,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说:“妈妈,我好希望你快快变老啊。”我吃惊地问她:“别的小孩都希望妈妈永远年轻,你为什么希望妈妈变老呢?”

女儿说:“姥姥说,你老了就可以回来陪我了。”

这么多年,很多人问我,为何扎根高原,为何执笔为记?因为我太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还有那些象征温暖、光明与希望的凡人微光。

我很荣幸记录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