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确实如历史书上所说的，非常腐败。但这个腐败的北洋政府，也有几点亮色，颇令人意外。 说起北洋政府，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让人又气又恨的阶段。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后国民党北伐成功，这十几年里，军阀割据，内战不断，贪污腐败像家常便饭一样司空见惯。那些大佬们，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一个个手上沾满老百姓的血汗钱。举个例子，段祺瑞的皖系军阀，靠着卖鸦片和敲诈地方来养兵，军队里军官中饱私囊，士兵欠饷闹事是常态。直系的吴佩孚也差不多，手下将领在河南搞土豪劣绅，搜刮民脂民膏。奉系张作霖更狠，东北资源被他一家独吞，煤矿、铁路全成了私人金库。整个政府机构，贿赂成风，国会选举就是一场金钱游戏，谁出价高谁上位。地方督军们各自为政，北京中央政府形同虚设，财政入不敷出，全靠印钞票和借外债过日子。老百姓日子苦哈哈，物价飞涨，失业遍地，学生和工人罢工抗议不断，可政府回应往往是派兵镇压。这样的腐败，不是一两件事，是系统性的烂摊子，难怪历史书上总把它钉在耻辱柱上。 不过话说回来，这么个烂政府里，也不是全无是处。有些事做得还算靠谱，让人觉得意外。比方说1925年那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杨荫榆校长推行一套严格的校规，女生们不干了，闹起驱羊运动。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当时写文章声援学生，结果教育总长章士钊火了，直接上呈文说鲁迅勾结党徒，违法抗令，要把他开除。段祺瑞当天就批了，8月12日免职令下来。鲁迅没服软，8月22日就把章士钊告上法庭。关键是，章士钊当时还兼着司法总长，按理说他掌控司法系统，可法庭上证据摆在那，行政越权的事实清楚，法官判鲁迅胜诉。章士钊输了官司，这在北洋时代算罕见，起码证明司法还有点独立性，没完全成官僚的工具。鲁迅这事闹大后，教育界风气稍稍改观，学生运动得到更多空间，虽然北洋整体还是压制，可这点小胜仗，让人看到言论自由的苗头。 再有，海参崴撤侨那档子事，更是北洋政府难得的亮眼操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乱成一锅粥，海参崴那边白俄、红军、土匪混战，中国侨民三万多人陷在里面，日子提心吊胆。北洋政府没袖手旁观，1918年8月派巡洋舰海容号、商船飞鲸号，加上陆军四千人，浩浩荡荡开过去。部队上岸后，先镇住匪军，克服补给线长、天气恶劣的难题，一步步护送侨民上船。整个过程拖到1920年，才把人全撤回来。侨民后来回忆，看到五色旗飘扬，总算觉得国家没扔下他们不管。这事干得利索，体现了政府在外交和侨务上的责任心。别看北洋内斗不停，对外还算有点骨气，没让侨民白白遭罪。军事上，海容号是老舰，但官兵执行力强，陆军在异国他乡打了几场小仗，保全侨民，没闹出大乱子。这在当时国际环境复杂的情况下，算得上稳扎稳打。 还有徐树铮收复外蒙，那简直是北洋边疆政策里最硬气的成绩单。1919年，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闹独立，活佛和贵族搞自治政府，实际是傀儡。徐树铮当时是西北筹边使，段祺瑞给他两个步兵旅加一骑兵团，10月就动手了。先打买卖城，现在的恰克图，部队快速推进，收复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也拿下。11月进乌兰巴托，当地蒙古王公上书徐世昌总统，请求废除中俄旧约，把全境包括唐努乌梁海都归回中国。这下子，辛亥革命后中国版图达到最大，边疆稳定下来。徐树铮这人军事上果断，部队纪律严明，没搞烧杀抢掠，蒙古人还挺欢迎。国际上，俄国忙内战，没精力插手，中国趁机收地，算是一箭三雕。虽然后来1921年苏联扶植蒙古独立，地又丢了，但北洋这两年多，起码让边境喘口气，没让分裂势力得逞。军事行动严谨，先外交施压，再武力跟进，步步为营，没冒进。 最后，得提北洋在政治制度上的尝试。三权分立，总统带头，行政院管执行，立法院议法案，司法院判案子。选举制度也搞了，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普选产生，虽然贿选多，地方没真放权，但比清朝专制强多了。1913年第一届国会，议员从全国选出，辩论时虽吵闹，可起码有讨论空间。曹锟贿选那次是臭名远扬，出钱买票，可制度本身是进步的尝试。权力分散点，中央没那么独大，地方士绅能参与，养成点民主习惯。北洋宪政实践有限，军阀干预多，但为后来国民政府宪政打下点基础。说白了，这套东西接地气，让老百姓看到政府不是铁板一块，能通过票箱说话，虽不完美，可在乱世里算开风气之先。 这些亮色搁在北洋大背景里，确实意外。腐败是主流，军阀们为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经济一塌糊涂，外交上巴黎和会丢山东，华盛顿会议让日本占便宜。可撤侨护民、收蒙拓土、司法小胜、宪政起步，这些事证明政府不是彻底无能。徐树铮这样的将领，军事素养高，行动高效；鲁迅胜诉，说明法律还有底线；侨民安全回家，国家责任感没丢。宪政探索虽半途而废，但理念留下来了。当然，北洋的腐败根深蒂固，段祺瑞卖国求援日本，冯玉祥政变反复，张作霖毒品走私，这些负面压倒一切。亮色只是点缀，没改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