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所说的“国民劣根性”，本质上是文化特性和历史演变的产物，而非固有基因缺陷。其实没有什么“劣根性”，只有“文化性”。中国国民性问题的形成与长期缺乏自由平等理念的文化土壤密切相关。标签化批判“国民劣根性”是同义反复，未能触及本质。所谓劣根性如自私、怯懦实为基本人性在特殊文化下的表现，是表象而非原因。制度缺陷和文化传统共同塑造了行为习惯，不能简单归咎于“国民性”。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从古希腊到现代，自由平等一直是最核心的文明理念。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个体的自由平等；市场经济的起点，是尊重个体的自由平等；法治的根本起点，是捍卫个体的自由平等。但自由平等的理念，在历史上的中国是严重不足的。这种对个体权利的不重视，使得国民认为人不应该也不能自由平等，认为公权对个人权利的管制，是天经地义的。这幸亏没有长此以往，如果长此以往，那就很难发展出法治、民主和有限政府这些现代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