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在他押往安庆的路上，突然遇到了老熟人，两人四目相对，对方刚要张嘴，任弼时赶紧使了个眼色。那人顿时秒懂，默默转身离开。 那一瞬间的对视，决定了生与死的分界线。早在南陵被捕时，任弼时被绑在一条民船上，同船恰巧碰到他的朋友彭佑亭。一个眼神的交流，不仅拯救了革命者的生命，也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无声默契。 1928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来安徽检查指导工作。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人随时面临着被捕和牺牲的危险。 任弼时这个人，说起来也是个传奇。1904年出生在湖南汨罗的一个农村教师家庭，年轻时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政治觉悟。1920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参加毛泽东等发起成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后被选送到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并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苏联学成归来后，这个24岁的年轻人就被委以重任，1925年7月21日，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这次来安徽的任务本来应该是安全的。任弼时首先到达芜湖，在省临委机关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可是谁也没想到，组织内部出了叛徒。15日上午，任弼时和徐厚昌在汪正芳的陪同下，往城西北的香油寺参加当地团的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发，任弼时和徐厚昌被敌人拘捕。 被捕后的任弼时表现得相当镇定。敌人提审任弼时，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始终坚持说：“我是湖南人，叫胡少甫，到南陵是做生意的”。这个化名用得很巧妙，因为他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一口咬定自己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学徒，是来南陵讨账的。 更妙的是，任弼时来安徽时未曾通过省委交通，因此在同原省委交通、叛徒祁金标对质时，祁说”从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叛徒本来应该是最危险的，可是反而帮了任弼时一把。有时候历史就是这么讽刺。 国民党对任弼时施加了种种酷刑。敌人又令法警拿来踩杠，欲施酷刑。他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敌人审讯时，受到头顶窑块、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宁死不屈。 熬不出什么东西来，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将他作为嫌疑犯递解到省城安庆关押。就是在押往安庆的路上，发生了那个著名的”对视”事件。 任弼时被绑在一条民船上，同船恰巧碰到他的朋友彭佑亭。彭装着好奇的旅客，挤过来看，任弼时把编造的一套假口供，巧妙地传给彭佑亭。这个彭佑亭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卖布匹和日用品的小商贩，跟任弼时是老乡，从小认识。 关键时刻，彭佑亭显示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智慧和勇气。他没有声张，更没有冲动地想要救人，而是默默记住了任弼时传递的信息。彭及时告知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陈又及时向党组织汇报，党组织把任弼时营救出狱。 营救行动相当复杂。党中央得到消息后，迅速展开营救。由于”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的亲戚，周恩来便安排陈琮英立即从上海赶往长沙”伟伦纸庄”，准备随时应付敌人可能出现的盘问调查。那时，陈琮英与任弼时的女儿尚在襁褓中，可是为了营救丈夫，陈琮英带着幼小的孩子连夜赶往长沙。 任弼时在安徽化名胡少甫，当他来到法庭上时，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旁听席上的妻子，他明白组织上已经在营救自己。这场营救行动最终成功了，1929年3月，经组织营救出狱。 可惜的是，他们的女儿却因在路途中染上肺炎，不幸夭折。革命的代价总是沉重的，连孩子都没能幸免。 出狱后的任弼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他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了红军长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0年10月25日凌晨，突发脑出血，27日中午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他被同志们称为党内的”骆驼”，因为他总是默默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 回过头看，那个在船上的瞬间对视，真的改变了历史。如果彭佑亭当时冲动地认出了任弼时，或者任弼时没能及时制止他，后果不堪设想。一个眼神的力量，有时候比千军万马还要管用。 这个故事让人想起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朴素情感。彭佑亭不是什么政治觉悟很高的人，但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保护的。这种朴素的正义感，或许就是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次无声的对视，见证了那个风雨飘摇年代里最珍贵的人情与智慧。任弼时和彭佑亭的默契，不仅拯救了一个革命者，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历史佳话。你觉得在危急时刻，这样的默契更多体现了什么？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