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临终前，用虚弱的声音对聂元帅说：“请给我的前妻拨一笔钱，拜托了！”他还说：“我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 1939年冬天，晋察冀边区的小庙里，一盏油灯摇摇欲坠。 白求恩靠在木床上，脸色灰白，左手的指头肿得像紫茄子。 助手正急得团团转，他却执意要坐起来，颤巍巍地拿起笔，在一张黄纸上写下一句话：“请政府给我的前妻拨一笔生活费。” 笔迹歪歪斜斜，墨迹被汗水晕开，那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封信。 几个月后，一笔钱从战火连天的中国北方出发，辗转经过苏联、英国，再到大洋彼岸的加拿大。 那张薄薄的汇款单，被一个叫弗朗西斯的女人捧在手里。 她在邮局门口看着上面的名字，整个人突然蹲下来，哭得像个孩子。 她知道，这笔钱是他临死前托人转交的，是那个人最后的歉意。 很多人不知道，白求恩不是天生的国际英雄。 在成为“白大夫”之前，他也是个有脾气、有欲望、有矛盾的普通男人。 1920年代的英国爱丁堡，他还只是个穷医生，靠替人看小病维持学费。 那时的弗朗西斯，是个富家小姐，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长椅旁。 他埋头看书，她蹲在地上喂流浪猫。 阳光打在她的发梢上，她抬头一笑，他心都乱了。 恋爱没多久，姑娘的父亲跳出来反对：“门不当户不对！” 可弗朗西斯偏偏倔，她提着箱子，登上去美国的船。那年，她22岁，他33岁。 在底特律，他们开了一间小诊所，白求恩在门口立了块牌子：穷人免费看病。 从早到晚，他都在忙手术、缝伤口，回家还得记病例。 厨房的煤气灯下，弗朗西斯一边煮汤，一边给他洗血迹斑斑的围裙。 那几年，她的生活不富裕，却笑得很亮。 命运转弯发生在1924年冬天，白求恩被确诊为肺结核。 那时的肺结核几乎等于死刑。病情严重时，他整夜咳血，情绪暴躁得像换了个人。 “你走吧，不要耽误自己。”这是他冷冷地对弗朗西斯说的第一句狠话。 其实他怕她守着自己看死，不忍心拖她下水。 弗朗西斯走了，但没走远，她把诊所撑下去，默默为病人忙碌。 他在病床上挣扎着研究治疗法，用自己的身体试验人工气胸疗法，几次差点没挺过去，却硬是让病情好转。 病好了之后，他重新拾起事业，也重新找回了那个女人。 1929年，他们复婚。 那天，白求恩握着她的手，几乎是发誓地说：“这次不会再分开。” 可婚姻毕竟不是誓言能维系的。 他白天在医院做手术，晚上去实验室写报告，周末被叫去开医学讲座。 弗朗西斯一个人坐在餐桌边，菜都凉了，人还没回来。 她曾试过温柔劝他：“休息一天吧。”他头也不抬：“还有病人等着。” 最后，她轻声说了一句：“我们还是算了吧。” 他没有挽留，只是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整夜没合眼。 离婚后，他像被某种力量推着往前走。 西班牙打仗了，他去救人；中国抗日了，他又提着药箱来了。 “别把我当外国人，我就是一挺机器枪，往最危险的地方放。”他总是这么说。 在晋察冀，他每天做十几台手术，吃的是黑面馍，住的是破庙。 别人休息，他还在给伤员换药，有时几天不洗脸，身上都是血味。 有人劝他回国治病，他摆摆手：“现在走，良心过不去。” 直到有一次，他的手被感染，化脓、发黑。 有人替他包扎，他只皱了一下眉，说：“继续，伤员还等着。” 后来高烧、败血症、意识混乱，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那天，他让助手拿笔，说：“我得写封信。” 信上没一句英雄宣言，只有一件事，请政府寄点钱给前妻，“她没错，我欠她的。” 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聂荣臻接过那封信，眼眶通红。 后几经辗转，这笔钱终于送到了那个他曾两度辜负的女人手中。 那一刻，弗朗西斯才真正明白，那个整天忙着救别人的男人，心底也藏着柔软。 历史记住他，是因为无私奉献；但他自己记住的，却是亏欠。 他用生命去救别人，却在死前，惦记着一个女人的生活。 那不是浪漫，而是一种更深的责任，一种人到尽头仍不愿欠下的温情。 或许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伟大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普通人，在面对爱、悔恨与死亡时，依然选择善良、选择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