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唯一一个全程投反对票，认定日本战犯全部无罪的法官，就是印度大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他主张所有日本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参考资料：2007-09-13 光明日报——印度“先贤”被日本利用的背后） 一份宣告所有被告无罪的判决书，使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这份孤立的司法异议，在其身后却演变成一个被不断解读和利用的复杂历史符号，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我们深入其判决的法理、流变与动机。 帕尔判决的核心，是一场严格法理主义与战争残酷现实的冲突，他坚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尖锐抨击法庭据以起诉的“破坏和平罪”与“反人道罪”是战后新设罪名，在他看来，用这样的法律去追溯战争期间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司法精神。 这种对程序正义的执着，却让他陷入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他在长达十几万字的意见书中，明确承认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存在“压倒性证据”，并对这类野蛮行为予以强烈谴责，罪行确凿但法理无罪的结论，使其成为十一位大法官中的唯一异议者。 他的立场在当时并非主流，有观点认为，此前的纽伦堡审判已为相关罪名的适用提供了判例，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的帕尔，其国际法知识主要靠自学获得，这或许也影响了他与其他法官在法律认知上的差异。 判决的生命力在庭审结束后迅速延伸，在日本，帕尔的判决书脱离了原始司法语境，被部分势力符号化，成为他们否定东京审判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武器，他被吹捧为敢于挑战“胜者正义”的“英雄”，并在1966年由裕仁天皇授勋。 这种利用在甲级战犯岸信介的案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帕尔曾以审判是“列强报复”为由替岸信介辩护，助其脱罪，数十年后，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拜访帕尔后人，韩媒批评此举是宣扬甲级战犯无罪，显示了这种影响的代际延续。 2005年，一座帕尔的“表彰碑”被竖立在祭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内，意在宣传东京审判并非全球一致的结论，然而，有批判声音指出，这种拥戴完全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断章取义，刻意扭曲了帕尔谴责日本暴行的真实意图。 要理解这份独特的判决，必须探寻帕尔本人的思想根源，他的法律逻辑，可能并非来自纯粹的司法真空，作为英属印度的知识分子，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厌恶，或许使他对挑战欧美霸权的日本抱有一丝复杂的同情。 与此同时，帕尔又是甘地“非暴力主义”的崇拜者，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与暴力怀有根深蒂固的憎恶，这两种情感共同塑造了他既不愿轻易附和战胜国，又无法容忍战争暴行的复杂心态，其判决也成为这种心态的直接投射。 印度学者南迪曾评价他是一位有“局限性”的法官，其思想深受二战时印度局势影响，这进一步佐证了其判决并非出自真空，而是个人信念与时代背景的复杂产物，也解释了为何他的声音显得如此特立独行。 归根结底，围绕帕尔的争议早已超越了个人功过，美国对否定东京审判的举动表示担忧，因为它将动摇太平洋战争的定性和美国占领日本的合法性，对这份判决的持续争论，实质上是关于历史清算是否彻底的持续博弈，也成为检视历史修正主义暗流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