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之后，有时也逃不过命运的捉弄，杜聿明的儿子们就是例子。 命运这东西，真不好说，杜聿明那三个儿子，就是那种你看着觉得生来不凡，走着走着人就没了的，老大杜致仁，哈佛都快读完了，就差两千美金的学费，年轻人心气高，觉得文凭拿到了，什么都好说，自己写了封信去台湾的“教育部”，想求点资助，信回来就两个字，“缓办”，这话听着就冷，说白了就是没门，最后他一个人在国外的出租屋里，自己就走了，那年才二十二岁，一条命就这么没了。 那会儿报纸上一个字都没登，杜聿明还是从朋友嘴里听到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想当年战场上炮弹都没让他倒下，到头来家里的事，让他心里凉了个透，老二杜致勇，学土木工程的，毕业了就扎进工地里，跟工人一起晒太阳，皮肤晒得黑黢黢的，大伙都叫他“杜工”，谁也看不出这是杜将军的儿子，他自己也不说，戴个安全帽，喝着冰水，学着说闽南话，下了工，就把学历证书掏出来自己看两眼，偶尔有人问起，是不是杜聿明的儿子，他就笑呵呵地说，那会儿他爸打仗，自己还不会走路呢。 老三杜致严，大学都没读完，家里不给寄钱了，就辍了学，去开出租车，这一开就是三十年，一辈子都耗在方向盘上，结过婚，后来实在太穷，老婆带着孩子也走了，有人在台北老车站那儿见过他等客，穿着一身旧衣服，靠着方向盘眯一会儿，没酒喝，也没朋友，对以后也没啥念想，整天就是路上跑不完的活儿。 反倒是杜聿明自己，后来特赦了，在北京安顿下来，住着四居室，天天站在阳台上看台湾的财经新闻，电视里说岛内房价又创新高，他就叹口气，三个儿子，一个死在了波士顿，一个埋在了工地，还有一个被困在了出租车里。 这些事没人愿意多讲，太压抑，也让人没法去细想，杜聿明这一辈子，北伐，抗战，滇缅，被俘，回归，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一片忠心，可他怎么也料不到，自己兜兜转转活下来了，孩子们却一个接一个被生活给吞了。 那个年代，多少人家都是这样，父辈拿命去赌一个国家的未来，儿子们拿命去赌自己的生活，历史留下的那点光，能照亮墓碑，却点不亮过日子的灯，杜聿明晚年给朋友写信说，自己这辈子打了那么多场仗，唯独没教会孩子们怎么赢过生活这场仗，这话，搁谁听了心里都得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