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下了飞机，他没回家，直奔组织，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撕开自己棉袄的内衬，掏出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那年冬天，广州白云机场的风有些刺。人群里，一个拎着旧帆布包的老人颤颤巍巍走出来，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袄，像个普通台胞。工作人员刚打算上前寒暄，老人却抖着手，掏出一张泛黄的证件。没人想到，这位叫“叶依奎”的台湾老人，竟是消失四十年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几分钟后，他撕开棉袄内衬，掏出一份名单，用几乎沙哑的声音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故事要从四十年前说起。1946年，谢汉光从广东丰顺出发赴台，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工作。他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知识分子，入党多年，受命协助台湾地下党情报联络。那时形势险峻，岛上特务系统已经布满角落。一次会议后，一位同事因走漏风声被捕，牵出了一串名字。谢汉光的名字出现在通缉名单上。那一夜，他在台北街头消失。 “叶依奎”这个名字诞生在那个混乱的时刻。台东一名高山族渔民意外去世，身份空白。谢汉光借机“顶替”，拿到了伪造的身份证件，从此以“叶依奎”的名义生活。林务所的老工人都记得，那位叶依奎不爱说话，只喜欢摆弄植物。三十多年，他没有再提过大陆两个字。人们只当他是个怪老头，住在山脚木屋里，种茶、修路、养猫。没有人知道，这个老头每年都会把一份手抄名单缝在棉袄里，那是他亲眼见过被捕的同志名单——有的在狱中殉职，有的下落不明。 台湾进入五十年代，政治气氛愈加紧张。各地通缉、检举、搜捕不断。谢汉光的假身份被当地派出所审核过几次，都无异常。潜伏的生活没有戏剧性的惊险，却充满细碎的危险。有人来查户口，他就拿出身份证，笑着说自己是“山里来的苦人”；有人问起家乡，他说自己“小时候就没爹娘”。那种连呼吸都得掩饰的日子，持续了近四十年。 1987年，台湾宣布开放大陆探亲政策。消息传到台东村落，叶依奎听广播时整个人愣住。那年他已七十出头，头发全白，手上老茧结得像树皮。那份名单依旧藏在棉袄里，早已被汗水和岁月染成深黄。他明白，这一趟若回大陆，也许就能为那些再没归来的同志“报个信”。 1988年冬，他踏上了返乡航班。飞机起飞时，他看着云海发呆。四十年了，名字、身份、亲人都隔在海峡两边。抵达广州时，他并没直接回家，而是要求先去当地组织部门。当工作人员问他“您找谁”，老人轻声说：“找党。” 会议室里气氛紧绷。没人认得他，资料档案早已尘封。老人脱下棉袄，用颤抖的手指把线头一一扯开，露出那份泛黄的名单。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有的早在战火中牺牲，有的在监狱消失。他的声音沙哑，却每个字都稳：“我是谢汉光，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赴台潜伏，叶依奎是我的化名。” 那一刻，现场的人都沉默了。有人翻查档案，名字对上了。党组织失联四十年的一名老党员，终于自己“回来了”。那份名单被小心取走复印，后来交入中央档案馆。谢汉光留下原件，说：“这些名字该有人记着。” 回到丰顺老家，他才知道，自己当年刚结婚九天就离开，妻子在战乱中独自抚养孩子，如今子孙成群。多年未见，他已不认得家门口的树。村里人把他当从台湾回来的台胞看待，直到组织派人确认身份，他才重新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1994年，谢汉光党籍恢复。那年他七十七岁，生活清苦，却每天坚持写回忆稿，把台湾潜伏时期的经历口述下来。他常说，那四十年不是“隐居”，是任务未完。他曾经写过一句话：“名字可以换，信念不能改。”后来这句话被收录进《中共台湾隐蔽战线纪实》。 1996年，谢汉光病逝。丰顺老家为他立了一块简朴的墓碑，上面刻着“谢汉光同志之墓”。那份从棉袄里掏出的名单，如今静静躺在档案馆里，纸色褪去，字迹依然清晰。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而他只是其中一个坚持到最后的人。 谢汉光的经历，折射出那个特殊时代的隐秘一角。台湾地下党员多半无名无姓，生活在身份之间的缝隙中。38年潜伏、假名生活、归乡自首，这些都像谍战小说，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他没有惊天的行动，没有枪火的冒险，却用四十年的沉默守住信念。那份名单也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见证。 岁月流转，1988年的那一幕早已过去。有人在史料里看到“叶依奎”三个字，还以为是普通台胞。事实上，那是一个老党员对信仰的默默交代。每一次翻开档案，都能看见那段被尘封的忠诚。名字褪色，信念未改——这是谢汉光留下的最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