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批发市场，与印度的贸易往来已形成长期且庞大的规模，2024 年义乌对印出口额达到 187 亿元，其中鞋类等轻工产品占据不小份额。这种高频次的贸易互动本应基于互利共赢的基础，但支付环节的矛盾始终是困扰双方合作的核心问题，成为影响贸易质量的关键障碍。 从贸易实践来看，印度买家在尾款支付上的违约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这并非个别商户的偶然遭遇，而是长期存在的行业痛点。追根溯源，这一问题与印度复杂的清关流程直接相关 —— 即便是苹果这样的跨国企业，也需专门游说才能将印度产 iPhone 的清关时间从 30 小时缩短至 6 小时。 普通轻工产品的清关周期更是往往长达十天半月。漫长的物流周期为部分买家提供了拖延支付的空间，常见以市场行情变动、质量争议等为由要求降价，甚至直接拖欠尾款，将贸易风险转移给义乌商家。 更为棘手的是跨境维权的高成本特性。跨国诉讼不仅需要承担高额律师费，流程往往耗时半年以上，即便商家胜诉，判决的实际执行也面临诸多阻碍，导致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维权困境使得商家难以通过法律途径有效保障自身权益，客观上倒逼其寻求非常规的风险防控手段。 义乌商家采取的拆分发货（如拆分鞋履部件、扣留关键配件等）、要求全款交易等措施，本质上是在现有贸易环境下的被动防御策略，而非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性行为。这些做法虽然看似 “极端”，却能直接降低尾款拖欠风险，是商家在长期贸易实践中积累的生存经验。 从实际效果来看，此类风险防控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货款损失，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措施并非理想的贸易模式，其存在本身就暴露了中印贸易体系中的短板。 将问题置于更宏观的贸易框架下审视，这些纠纷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印贸易规则衔接的不足。在清关效率上，中国国内如苏州工业园等区域已实现一天内完成清关的高效流程，而印度的清关体系仍存在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的问题，这种效率差直接加剧了贸易风险。 在支付规范方面，双方缺乏明确且具有约束力的结算标准，使得付款方式易受单方意愿影响。在争议解决层面，尚未建立起高效的跨境调解机制，商家只能依赖耗时耗力的跨国诉讼，维权成本远超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将义乌商家的风险防控手段解读为 “针对印度人” 的观点并不客观。商家的核心诉求是保障货款安全，而非排斥特定贸易伙伴，只要具备明确的规则约束和可靠的履约保障，正常的贸易合作仍能顺利开展。 从行业数据来看，义乌商家加强风险防控后，并未出现对印出口的大幅下滑，反而在贸易质量提升的带动下实现了整体出口的增长，这说明健康的贸易关系关键在于规则的明确与执行的到位。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贸易矛盾，需要双方从制度层面构建更完善的合作框架。首先应推动建立透明规范的跨境贸易协议，明确清关流程的标准化操作，缩短货物流转周期，减少人为拖延支付的空间。 其次需规范外汇结算规则，将付款节点、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纳入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约定，避免单方变更支付条件的情况发生。此外，义乌商会与印度相关商会可探索建立常态化的争议调解机制，为双方提供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渠道，替代耗时耗力的跨国诉讼。 客观而言，义乌的轻工产品契合印度市场的消费需求，而印度市场也是义乌出口的重要增长点，双方具备强烈的合作刚需。“拆分发货” 这类防御性措施的存在，本质上是规则缺失下的无奈选择，并非贸易合作的常态。 只有建立起规则透明、风险共担、维权便捷的贸易环境，才能让商家无需依赖非常规手段保障权益，让双方贸易回归互利共赢的本质，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