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施燕华在301医院给周总理当翻译，总理：别走，握握手 【1975年7月1日，北京301医院】“小施，别走，过来握握手。”走廊静得听得见呼吸，周总理抬起微肿的手，声音低却笃定。 那只手，纤瘦、温热，又带着输液针眼的青痕。施燕华轻轻握住，鼻尖一酸。六年前在纽约，她还是“黄皮护照”里的小随员；此刻，病床前的目光却依旧信任她。 她被临时召回，仅仅三天就站在总理病榻旁。外交部一句话：“泰国总理来访，需要熟口译。”她不敢拖延，连夜从家属院搬进部里招待所，翻完全部备忘录才敢合眼。 握手的瞬间，记忆拉回1967年的人民大会堂。那晚灯光昏黄，她第一次给总理做英译，心跳得像架坏了的打字机。唐闻生拍了拍她肩膀：“别怕，总理对女同志向来客气。” 晚上九点整，美籍黑人学者雪莉一行被引进东大厅。寒暄才过三句，施燕华已感觉舌头发木。她索性抬高声量，把“education reform”译得干净利落，给自己也给总理一个停顿的空隙。 周总理点头，接着说起中国要办“面向工农兵”的大学。关键词“orientation”她译完故意停顿半拍——没有被纠正。那一刻，汗水总算退下。会后，总理问她：“浙江人？挺能干，别骄傲。”简短八字，像一颗定心丸。 翻译岗位前，施燕华不是天生“语言咖”。1939年冬，她生在上海东台路，家里六个男孩，就她一个女娃，玩伴是书。翻开《简明英语读本》，她常把书凑到煤油灯前，熏得眼睛通红。 高中毕业，母亲盼她赶紧进中专挣钱，她却偷偷报名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面试。那年英语在上海中学尚属冷门，她连26个字母都读不顺，却倔强地把志愿栏三个空格都写上“英文”。 进校第一课就是“语音地狱”，每天清晨对镜子训练舌尖音，嘴唇麻得说不出早饭要馒头还是稀饭。功夫没白费，大三口语测评，她拿到班里唯一的“优”。 人生第一次“翻车”倒在1965年：巴基斯坦总统国宴菜单，她把braised duck敲成bruised duck。外宾看到“受伤的鸭子”差点笑喷。老翻译冀朝铸半开玩笑：“小施，没流血就算好彩。”那之后，她再也不敢松懈。 1971年10月“两阿提案”通过，北京决定火速组团赴26届联大。条条红电催得人睡不着。周总理拿着名单，一个个点人：“施燕华——团员，到了纽约要争取入党。”台下掌声突然热了。 头一次踏进联合国大理石大厅，她暗暗摸了摸胸前的团徽，心里打鼓：英语好归好，政治立场更要硬。那年冬天，她随乔冠华连轴转，半夜还得审稿改词。纽约的雪大，她的稿件更大，一沓沓铺在旅馆暖气片上风干。 有意思的是，美国记者总爱问私人细节，“中国女翻译吃不吃牛排？”她干脆用上海口音回一句：“牛排要七分熟，别浪费。”气氛就活了，问题也带跑偏。此后，她在安理会更能沉住气。 三年后，她被调回国担任“高口译”。丈夫吴建民笑她：“当年菜单写伤鸭，如今是部里‘特级’。”她揉揉孩子的头，心想：国际舞台看似风光，其实一字一顿都在给国家背书。 病房里，总理抬手想理一下额前的发，没力气，扶手的那只手又落回被单。施燕华凑近，他低声交代：“中泰公报里的‘睦邻友好’，词别改动。”说完仍不放心，又重复一遍泰语发音，她忙点头。 翻译完克立·巴莫和周总理的互致敬意，外宾告辞。她本能地跟着人群往门口走，却被那句“别走”叫住。握手只短短两秒，却像把重任塞进手心。 1976年1月8日清晨，电话铃疯了一样响。听筒那头传来噩耗，她愣坐半小时才记得给丈夫回话。北京那天刮北风，胡同里纸屑乱飞，她撑伞也挡不住眼泪。 后来，她不止一次在文章里写：“总理把我从翻译提到外交官，又把我从胆怯带向自信。”朋友劝她少提个人，她却说：“让我一直记得，那只手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