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

梦境守护者歌 2025-07-09 21:59:56

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1979年的北京冬天,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 军政机关门口的柏油路冻得邦硬,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轿车正缓缓启动,引擎的低吼声混着寒风打旋。 突然,人群里窜出个身影,一瘸一拐的,像片被风卷动的枯叶,直愣愣扑向车头。 警卫员刚要上前,那身影已经站稳了,枯黄的脸上青筋暴起,扯着嗓子喊了句没人懂的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喊声刚落,轿车的车窗"咔嗒"降下一角。 车里人的目光扫过来,先是疑惑,随即凝固——那眼神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回了几十年前,浑浊里瞬间泛起光亮。 这身影是肖成佳,那年六十多了,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块补丁,袖口磨得露出棉絮,裤脚沾着没来得及拍掉的泥点子。 他站在车旁,胸口剧烈起伏,呼出来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像是要把攒了半辈子的力气都耗在这一声喊里。 没人知道,为了这一声喊,他走了多远的路。 肖成佳是江西泰和县人,打小在山里长大,1931年那会儿,红军队伍路过村子,十五六岁的他背着爹娘偷偷跟了上去。 那会儿他还不懂什么叫革命,只觉得队伍里的人说话敞亮,走到哪儿都有人喊"同志",比在山里刨地有奔头。 他被分到了红九团,没扛枪,跟着宣传队学打快板、排话剧。 宣传队的政治部主任叫黄火青,总爱摸着他的头说:"小肖,台词得带劲儿,要让战士们听了就想往前冲。" 他跟着队伍走了长征,雪山里踩着没膝的雪,草鞋磨穿了就裹层破布; 草地里嚼着发苦的草根,夜里和战友挤在一块,听黄火青在帐篷里教他们唱新写的歌。 最险的是1936年,部队被敌人围在山坳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他跟着战友们往山上冲,没留神被一颗流弹打中了腿,疼得眼前发黑。 等他醒过来,已经被敌人抓了,关在黑乎乎的土牢里,每天只能喝口带霉味的水。 家里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消息,东拼西凑弄了些银元,托人打通关节,才把他从牢里赎出来。 腿上的伤落下了病根,走路总往外撇。 他拄着根木棍往家挪,走了三个多月,脚底磨出的血泡结了痂,痂又磨破,最后成了厚厚的茧。 回到泰和老家,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怪得很。 有人说他出去疯跑了几年,混不下去才回来;有人问他当红军是不是能发大财,他说不出,只能闷头种地。 解放后,村里有人领了退伍军人的补贴,戴了大红花。 肖成佳也去了公社,说自己是红军,可人家要证明,他掏遍了口袋,只有磨得发亮的烟袋锅。 工作人员翻了翻本子,说没他的名字,让他别再来了。 直到1979年春天,他在村头的废品站翻报纸,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印着个名字——黄火青,旁边写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的手猛地抖了一下,报纸差点掉在地上。这不是当年宣传队的黄主任吗? 那天晚上,他没睡着。油灯下,他数了数攒下的几块钱,又找出那件最体面的蓝布褂子,缝了缝袖口。 他想,得去北京,找到黄主任,让他知道,当年那个打快板的小肖还活着,没忘了自己是红军。 从泰和到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 他没买坐票,就靠在车厢连接处,饿了啃口干硬的馒头,渴了就对着水龙头喝两口。 夜里冷,他就把棉袄裹紧些,听着车轮"哐当哐当"响,像当年行军时的脚步声。 到了北京,他没地方去,就在车站的长椅上蜷着,天不亮就往军政机关门口跑。 他不知道黄火青在哪栋楼里,只能守着,看来往的车,望进出的人,腿走得肿了,就坐在路边揉一揉。 就这么守了七天。第七天下午,车队要出发了,最前面那辆黑色轿车,车牌他看着眼生,可车头上的徽章他认得——跟当年部队里首长的车一样。不知哪来的劲,他猛地站起来,朝着车头冲过去。 车窗降下后,他看清了车里人的脸。虽然头发白了,眼角有了皱纹,但那眉眼,跟记忆里帐篷灯下的黄主任重合了。 于是,他喊出了那句藏在心里几十年的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车里的人愣住了,半晌,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黄火青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着,突然抓住他的手:"你是...小肖?" 肖成佳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几十年的委屈、辛苦,在这一刻全涌了上来。 他想说话,可喉咙像被堵住,只能一个劲点头。 黄火青把他带回了机关,让人给他安排了住处,又让人查档案。 十几天后,有人把一个红本子送到他手里,封面上写着"红军证",下面盖着鲜红的印章。 他捧着本子,手指在"肖成佳"三个字上摸了又摸,眼泪滴在封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后来,他回了泰和,还是种那两亩田。 有人问他,在北京见着大领导了?他就笑一笑,不说话。 直到县里的人送来补贴,把他的名字记进了老红军名册,村里人才知道,老肖说的都是真的。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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