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1979年的北京冬天，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 军政机关门口的柏油路冻得邦硬，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色轿车正缓缓启动，引擎的低吼声混着寒风打旋。 突然，人群里窜出个身影，一瘸一拐的，像片被风卷动的枯叶，直愣愣扑向车头。 警卫员刚要上前，那身影已经站稳了，枯黄的脸上青筋暴起，扯着嗓子喊了句没人懂的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喊声刚落，轿车的车窗"咔嗒"降下一角。 车里人的目光扫过来，先是疑惑，随即凝固——那眼神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拽回了几十年前，浑浊里瞬间泛起光亮。 这身影是肖成佳，那年六十多了，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块补丁，袖口磨得露出棉絮，裤脚沾着没来得及拍掉的泥点子。 他站在车旁，胸口剧烈起伏，呼出来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像是要把攒了半辈子的力气都耗在这一声喊里。 没人知道，为了这一声喊，他走了多远的路。 肖成佳是江西泰和县人，打小在山里长大，1931年那会儿，红军队伍路过村子，十五六岁的他背着爹娘偷偷跟了上去。 那会儿他还不懂什么叫革命，只觉得队伍里的人说话敞亮，走到哪儿都有人喊"同志"，比在山里刨地有奔头。 他被分到了红九团，没扛枪，跟着宣传队学打快板、排话剧。 宣传队的政治部主任叫黄火青，总爱摸着他的头说："小肖，台词得带劲儿，要让战士们听了就想往前冲。" 他跟着队伍走了长征，雪山里踩着没膝的雪，草鞋磨穿了就裹层破布； 草地里嚼着发苦的草根，夜里和战友挤在一块，听黄火青在帐篷里教他们唱新写的歌。 最险的是1936年，部队被敌人围在山坳里，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他跟着战友们往山上冲，没留神被一颗流弹打中了腿，疼得眼前发黑。 等他醒过来，已经被敌人抓了，关在黑乎乎的土牢里，每天只能喝口带霉味的水。 家里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消息，东拼西凑弄了些银元，托人打通关节，才把他从牢里赎出来。 腿上的伤落下了病根，走路总往外撇。 他拄着根木棍往家挪，走了三个多月，脚底磨出的血泡结了痂，痂又磨破，最后成了厚厚的茧。 回到泰和老家，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怪得很。 有人说他出去疯跑了几年，混不下去才回来；有人问他当红军是不是能发大财，他说不出，只能闷头种地。 解放后，村里有人领了退伍军人的补贴，戴了大红花。 肖成佳也去了公社，说自己是红军，可人家要证明，他掏遍了口袋，只有磨得发亮的烟袋锅。 工作人员翻了翻本子，说没他的名字，让他别再来了。 直到1979年春天，他在村头的废品站翻报纸，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印着个名字——黄火青，旁边写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他的手猛地抖了一下，报纸差点掉在地上。这不是当年宣传队的黄主任吗？ 那天晚上，他没睡着。油灯下，他数了数攒下的几块钱，又找出那件最体面的蓝布褂子，缝了缝袖口。 他想，得去北京，找到黄主任，让他知道，当年那个打快板的小肖还活着，没忘了自己是红军。 从泰和到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 他没买坐票，就靠在车厢连接处，饿了啃口干硬的馒头，渴了就对着水龙头喝两口。 夜里冷，他就把棉袄裹紧些，听着车轮"哐当哐当"响，像当年行军时的脚步声。 到了北京，他没地方去，就在车站的长椅上蜷着，天不亮就往军政机关门口跑。 他不知道黄火青在哪栋楼里，只能守着，看来往的车，望进出的人，腿走得肿了，就坐在路边揉一揉。 就这么守了七天。第七天下午，车队要出发了，最前面那辆黑色轿车，车牌他看着眼生，可车头上的徽章他认得——跟当年部队里首长的车一样。不知哪来的劲，他猛地站起来，朝着车头冲过去。 车窗降下后，他看清了车里人的脸。虽然头发白了，眼角有了皱纹，但那眉眼，跟记忆里帐篷灯下的黄主任重合了。 于是，他喊出了那句藏在心里几十年的话："我是三号花机关呀！" 车里的人愣住了，半晌，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黄火青走到他面前，上下打量着，突然抓住他的手："你是...小肖？" 肖成佳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几十年的委屈、辛苦，在这一刻全涌了上来。 他想说话，可喉咙像被堵住，只能一个劲点头。 黄火青把他带回了机关，让人给他安排了住处，又让人查档案。 十几天后，有人把一个红本子送到他手里，封面上写着"红军证"，下面盖着鲜红的印章。 他捧着本子，手指在"肖成佳"三个字上摸了又摸，眼泪滴在封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后来，他回了泰和，还是种那两亩田。 有人问他，在北京见着大领导了？他就笑一笑，不说话。 直到县里的人送来补贴，把他的名字记进了老红军名册，村里人才知道，老肖说的都是真的。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