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第五子袁克权是朝鲜姨太太吴氏所出，他的生活相对简单平静，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但是他有一个绝对不简单的老丈人。
在袁克权小的时候，袁世凯就给他定下了两江总督端方之女陶雍为妻。端方属于开明官员，一度支持戊戌变法，但在变法失败后，因受到荣禄和李莲英的保护而免受株连。之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股政治势力，不仅定下了他的女儿为儿媳，还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端方的侄子，算是两重亲家，喜上加喜了。
根据种种记载，端方很可能只有这一个孩子，至少只有这一个女儿，因此格外看重。于是为了表达诚意亲睦之意，他提出：
我得给我女儿一样贵重陪嫁
什么陪嫁呢？说出来可能会把你吓死：毛公鼎，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毛公鼎在道光年间被村民董春生挖出来后，因为铭文呗古董商收购。但古董商人还没把鼎运出村，就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宝鼎出土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最后鼎也没带走，古董商还被董治官父子打了一顿。他很生气，就跑到县里报案，董治官被抓入监狱。
古董商拿到毛公鼎后，低调行事，悄悄将大鼎运到了西安。几年后，重金卖给了北京的最大古董铺永和斋的苏氏兄弟。苏氏兄弟又卖给了与收藏家陈介祺。
陈介祺将毛公鼎锁藏于密室，谁都不说，连铭文拓本都不外传。但这么大的事情根本瞒不住，无数人慕名前来参观。陈介祺去世前，将收藏古物分给三个儿子，毛公鼎归次子陈厚滋。陈介祺立下三条规矩：一不许做官，二不许经商，三不许念佛信教，指望后辈安分守己潜心做学问。
这时候，端方闻着味就来了。他也爱好收藏，尤其喜欢青铜器，一直想把毛公鼎搞到手。正好，端方有个朋友的儿子，和陈厚滋次子陈孝笙是好友，于是他让儿子出面劝说孝笙，许价白银一万两。
陈孝笙主掌家业后，完全忘了祖父的叮嘱，开始经商，开办了钱庄和药铺。但即便如此，陈孝笙也知道毛公鼎是传家之宝，不能卖，因此婉言拒绝了。
端方觉得，这就是钱的事呗～我再加一万！还不够？我给你搞个湖北省银元局的职位！
陈孝笙心动了，有钱有官多实在啊！于是他要了端方一纸文书作为凭证，就以2万两白银，把毛公鼎转给了端方。
钱是到手了，但是久久不见委任书寄来。陈孝笙急忙这时候拿出端方写的文书，才发现这份凭证上的印鉴不过是一枚废章。
说白了，被骗了…
陈孝笙从此一病不起。
端方能把这件宝贝拿来给女儿陪嫁 袁世凯什么态度呢？
要不起要不起…
袁世凯认为，鼎这种东西，是国家重器，跟导弹似的，焉能私人收藏？放家里会引来厄运的！不能要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然后真的把这件国宝退回了端方家…
不得不说，这可能还真的有点道理，因为端方很快在辛亥革命中被乱刀砍死…
按理来说，辛亥革命中端方被杀，袁世凯得利，两家怎么说也有点变扭。但是袁克权和妻子的婚姻似乎没有受影响。他和妻子共生育四子四女，终身没有纳妾，这一点和父亲哥哥都很不一样。
虽然婉拒了毛公鼎，但是陶雍毕竟出自收藏大家，她带来的三件陪嫁依然是稀世珍品，分别是：百衲本《史记》、仇英《腊梅水仙》、陈鹄《紫云出浴图》。
相比父亲和哥哥 袁克权的光芒弱了一些，但是他也颇有诗才。比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时，在《甲寅归国感旧》一诗中写道:
闲倚东楼画度夜，归心明月两无言。
水平还是不错的～
此外他还有一首《题拿破仑被困海岛国》，其中“子规月里啼痕在，谁识英雄万古悲”两句，很难说是感叹拿破仑，还是感叹自己父亲。
1916年洪宪帝制时，袁世凯对他很宠爱，曾经让他和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同穿太子服，将其视为候选接班人之一。据说袁世凯称帝后效仿清代立储方式，将皇储的姓名秘藏起来，而选定的正是五子袁克权。
他确实想的有点多…
袁克权和哥哥们不一样，既不像大哥那样沉迷“太子”的权力，也不像二哥那样风流潇洒。他性格有些内向，喜欢诗文，不爱交际，也不愿意经商。袁世凯去世后，袁克权不懂赚钱，只能以典当家产度日，在天津过着“大隐隐于市”的生活。
随着遗产消耗殆尽，一家人经济困顿，不得不典当古董，夫人的几件陪嫁珍宝应该就是这时候流出，后来不知所终。袁克权在战乱和困顿中，越来越灰心，诗文中也透露出厌世之感。
1941年，袁克权病逝于天津，终年45岁，离开了这个令他越来越厌倦的世界。
而那件给他岳父带来“厄运”的国宝毛公鼎，之后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在无数人前仆后继的保护下，终于留在了中国大地上。只不过那就是另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