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侨居美国的资深特工毛森，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表达了回乡的愿望。
暮春时节，洛杉矶一家医院的病房内，85岁的毛森躺在病床上，透过百叶窗的阳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点点阴影。他虚弱地握着儿子的手，沙哑的声音如同破旧的抽风机般低沉：“我这一生犯下许多错误，临终前只想回故乡看看……”
这番话，如同开启了一扇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之门。这位曾令上海滩闻之色变的“军统巨头”，晚年却在异国他乡度过平静却黯淡的时光。他常常凝视着墙上那张泛黄的江山县地图，出神地望着那些蜿蜒的线条，那是他无法重返的青春岁月，也是他挥之不去的往事。1932年，怀揣着伪造文凭进入浙江警官学校的毛头青年，从未预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戴笠手下最得力的爪牙。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入狱，遭受酷刑折磨，却始终坚守秘密；上海沦陷后，他率领特遣队炸毁敌方仓库、铲除汉奸，甚至遭到日军通缉。这把曾为国效力的利刃，最终却指向了同胞。1949年，他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期间的三个月，三千余名进步人士被捕，其中三百多人死于闸北宋公园的乱葬岗。毛森的儿子回忆，父亲晚年经常夜半惊醒，对着漆黑的窗外喃喃自语。有一次，老人突然提及1949年5月24日那个雨夜，他下令处决最后九名政治犯后，来不及擦拭沾满血迹的手，便跳上吉普车，逃往码头。军舰驶离黄浦江时，江浪拍打甲板的声音，如同无数冤魂的控诉，敲打着他的心灵。这些往事如同梦魇，始终纠缠着他，从台湾到香港，再到泰国，最终流落到美国。在香港养鸡的那段日子，他总是将饲料撒得到处都是，这与当年审讯犯人时，将犯人绑在鸡笼旁，任由饥饿的鸡群啄食其伤口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大陆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声明，不再追究1949年前的旧案。消息传到美国时，毛森正为孙子发压岁钱，他不小心将硬币撒落一地，弯腰捡拾硬币的举动，让他想起儿时在江山县，母亲在晒谷场上捡拾稻穗的情景。从那以后，他开始资助家乡修路建桥，并打探祖坟的情况。乡亲们来信告知，老宅早已坍塌，但村口的那棵香樟树依然枝繁叶茂，夏季依然能遮蔽半亩土地。促使他最终回乡的，却是蒋经国的政策变动。八十年代，台湾情报系统重组，毛森失去了最后的经济来源。他向昔日同僚求助，得到的却是冷漠的答复。反倒是大陆的侨联人员，每次探望都带去家乡特产和药膳。1992年春，毛森咳血住院，医生暗示他生命危在旦夕。他的儿子立即联系浙江省台办，三天后便收到了邀请他回乡的通知。五月，杭州机场，毛森拄着拐杖走出机场时，迎接他的是热烈的掌声。江山县的乡亲们举着块破旧的黑板，那是1937年毛森捐赠给村里学校的黑板，上面“教育救国”四个字依稀可见。在葛洪升省长设宴款待时，他看着西湖醋鱼，想起1944年与戴笠在楼外楼用餐的情景，戴笠曾夹给他鱼眼，告诫他做特务要像鱼眼，看得清，却从不闭眼。
如今，他戴着的假眼早已浑浊，而真眼却常含泪水。参观南市看守所旧址时，他更是感慨万千，当年他在这里签署了130份死刑令，如今，围墙上爬满了常春藤，教室里坐着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一个小女孩递给他一只纸鹤，他接过这轻巧的礼物，不禁跪倒在地。回美国前，他将积蓄捐赠给家乡，用于兴建希望小学，支票背面写着“赎罪”二字。同年十月，毛森在洛杉矶去世，床头柜上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回乡时在江郎山拍摄的，他穿着中式服装，身后是盛开的映山红；另一张是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中的他二十岁，穿着警校制服，胸前佩戴着“精忠报国”的校徽。葬礼上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家乡的婺剧，这充满乡音的乐曲，陪伴他走完了这充满争议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