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陈云怒斥：乱世用重刑，杀几个能挽救一大批！
1982年1月7日拂晓，北京郊外一间简朴的书房内，气氛凝重。陈云将一份来自广东的简短举报材料递给王鹤寿，语气低沉却蕴含着勃然大怒。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报告，却充斥着走私、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等严重违纪行为。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一些人打着“先富裕”的旗号，暗地里中饱私囊，严重威胁着刚刚复苏的经济。陈云深知，这种歪风邪气若不及时遏制，将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灾难。虽然人们印象中他沉稳冷静，处事平和，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一旦触犯原则，他绝不手软。瞬间，他便决定：立即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发布紧急通知，并派员南下严查，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
追溯到四年之前，1978年底，中央重启纪检委，陈云出任首任书记。他立下规矩：先整顿纪律，再平反冤假错案，最后整治党风。在为期18天的第一次全会上，他主导起草了《职权范围规定》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两份文件，如同标尺一般规范了党风党纪。此后，中纪委动作频频，开展平反冤假错案、整顿风气和干部培训等工作，一切都在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同时，他以身作则，要求纪检干部廉洁自律，自己更是严格遵守。有人送礼，他只取少许品尝，其余退回；收到锦旗，他让秘书登记后挂在走廊，并说“天天听好话，人就容易飘了”。这种自律为日后他强硬的“重刑论”奠定了基础。
让我们回到1982年的案件。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的劣迹败露，他的名字在北京的档案中赫然醒目。这位从解放军排长转业的地方干部，在其高调打击走私的同时，家中却堆满了进口电视机等奢侈品。仅仅犹豫了三分钟，他便收下了第一台彩电，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他敛财近七万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几百年的收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纵容走私，使得这个拥有八十万人口的县城沦为“远东国际市场”，工厂倒闭，农田荒废，孩子们辍学经商。陈云获悉此事后，批示“严惩几个，判刑几个”。邓小平也果断批示“迅速行动，绝不姑息”。随后，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人员从仓库管理员王泗吉的两本账簿中，查清了263块手表、17台收录机等赃物都流向了王仲家中。面对确凿的证据，王仲仍试图串供，态度极其嚣张。同年12月31日，法院一审判决王仲死刑。判决书送达北京后，一些人提出要从轻发落，但陈云态度坚决：“影响如此恶劣，绝不能宽恕”。1983年1月18日，王仲被执行死刑，临刑前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千万不要贪”，这成为当时最强烈的警示。
铲除毒瘤容易，恢复海丰的元气却很难。中央将海丰设立为党风党纪教育试验区，纪检干部、财政官员、工业专家等共同努力，严厉打击走私，帮助企业走出困境。三年后，海丰财政收入增长数倍，从落后地区跃升为区域领先者。我曾去海丰调研，当地民众谈起那段往事，只说“风气好了，日子就好过了”。这朴实的评价，胜过任何华丽的辞藻。有人不解陈云为何如此重视党风，其实很简单，他一生与数字打交道，深知腐败的代价最终会体现在国家财政上。他曾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指出：“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这看似严厉，却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如果连管钱的人都不老实，国库再充盈也会被掏空。如今，廉政建设仍是重要议题，有人借鉴海丰的教训，也有人认为时代不同，不必再用“重刑”。而我总想起陈云的那句话：“杀几个能挽救一大批”。虽然如今的法治更加完善，但警示的意义永存。制度再完善，也需有人监督执行，而监督者首先必须做到廉洁自律。此刻，我仿佛又听到那声低沉的怒吼：“乱世用重刑！”他当时77岁高龄，手握文件，手指微微颤抖，却坚持不用放大镜，一字一句看完。朋友戏称他是“算账派”，但他算的从来不是简单的账目，而是人心得失。该杀的杀，该救的救，一切都在法纪的规范下进行。一句话概括：干部清正廉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反腐败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杀更多人，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免受贪腐之害。40年前陈云的呐喊，至今仍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