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拒绝出狱，她需要一个道歉，突然，暴跳如雷的监狱长，狠狠地下令说：“把她扔出去…”就这样，郑念被人架着，粗鲁地扔到了大街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郑念出狱那天，天灰蒙蒙的，街头冷清，风卷着尘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她瘦削的身子被两个看守连拖带拽地扔到了监狱门外，膝盖狠狠磕在地上，手掌也擦破了皮，她没有喊疼，只是慢慢爬起来，用手拍掉身上的尘土，理了理乱了的头发，这个动作像她过去每天出门前习惯做的那样，不慌不忙，一丝不苟，她站在门前，回头望了眼那扇紧闭的大门，眼神沉静，却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坚定。 她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了许久，这座城市她太熟悉了，曾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失去一切，从一个气质优雅的女外交官、一家外企的总经理，到监狱里的囚犯，她经历了太多太快的转变，可她始终认定，自己没有错。 郑念的确是个不肯低头的人，早年在英国留学时，她就不是那种被规训出来的“淑女”，她喜欢读书，也乐于接触新思想，她曾在伦敦的图书馆里一连坐上十几个小时，只为查一份经济数据，那会儿她已婚，丈夫郑康祺是她在留学时认识的，两人志趣相投，学成回国后一起投身外交工作，后来，丈夫加入了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成为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而她则在背后打理家庭，帮丈夫处理各类事务，是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人物。 1957年，郑康祺病逝，那年她才42岁，守着15岁的女儿和一摊子事务，没有哭天抢地，只是第二天照样换上整洁的旗袍去上班，她接过丈夫的职位，成为公司新的负责人，在那个女性还很难出头的年代，这样的角色十分罕见，她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员工对她敬重，同行也称她“干练有度”，家里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书籍整整齐齐，墙上挂着几幅字画，角落还有从英国带回来的唱片和茶具。 但这些东西，后来全成了她的“罪证”，1966年夏天，风声渐紧，她出门办事回来，发现家门大开，一群人正在屋里翻箱倒柜，书被撕成碎片，唱片被踩得粉碎，家具也被砸得七零八落，她站在门口，没有喊叫，只是先回了房间，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走出去，跟着来人进了看守所。 被关押的那年，她51岁，牢房潮湿狭小，空气里混着霉味和铁锈味，刚进去时，她还以为只要配合审讯，很快就能出来，可几次笔录下来，审讯者根本不听她解释，她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她不再尝试证明什么，也不愿认下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她的方式是坚持一种看似“固执”的生活秩序，她用省下的一点卫生纸糊住墙角的裂缝，用扫帚的尾端蘸水擦洗铁窗，她把牢房收拾得干净整齐，就像她过去照料客厅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体逐渐虚弱，但她的精神并没有垮，她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定下目标：活着出去，为自己讨一个说法，她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只能靠回忆撑过每一个漫长的夜晚，她常常想起女儿小时候弹钢琴的模样，也想起她第一次穿旗袍走进学校的背影，她告诉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1973年，监狱方面忽然通知她可以出狱，她听完这消息，只说了一句：“要给我一个交代，”这句话让管事的人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她架出监狱，那一刻，她知道，不会有人为她所受的苦负责，可她还是不想就这样走掉，她要的不是释放，而是承认冤屈。 回到城市，她第一时间去打听女儿的下落，几番辗转，她才知道，1967年那年，女儿因为母亲被捕而被人揪出来批斗，后来在一次冲突中被打伤，从楼上摔下，不治身亡，官方口径是“自杀”，但左邻右舍都知道，那是被逼的，有人说，孩子被打得几乎认不出样子，摔下楼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张全家福。 这个消息像一把刀子插进她心口，她沉默了整整三天三夜，之后开始四处奔走，她查档案，找证人，写申诉信，到处跑，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不断地追问：“是谁害死了我的女儿？”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找真相，她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让女儿死得明白，最终，她找到了负责当年批斗的人之一，那人被判刑入狱，虽然刑期并不长，但她知道，这已经是她能做的极限。 1978年，看守所正式承认她是被错判，她收到了迟来的“平反”通知书，但并不高兴，公道姗姗来迟，早已无法弥补失去的亲人，1980年，她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生活，她留下了家中所有的古董和字画，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她说，这些东西属于那片土地，不属于她个人。 2009年，她在美国去世，享年94岁，按照她的遗愿，她和丈夫、女儿的骨灰一起被撒进了太平洋，她说，大海会带她们回到黄浦江的尽头，那里有她一生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