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位86岁的老人被押上旅大体育场的公审台。人群密集,怒声四起,台下数万人手握烂菜叶、臭鸡蛋,朝他狠狠砸去。有人高喊:“你怎么今天才死!”场面混乱如沸,他的脸上却没一丝悔意。就算浑身脏污、鸡蛋破碎在耳边,他仍抬头直视前方,像是在对这世界做最后的冷眼告别。 这个人名叫张本政,一名“民间商人”,但说白了,是实打实的汉奸。他不是普通汉奸,而是那种出钱、出力、出人,跟敌人绑在一起几十年都不动摇的“死忠”。他早年发家于东北旅顺,靠做买卖积攒了一笔不小的家业。可赚钱不满足,他想爬得更高,挣的不仅是银子,还有权力、地位、身份。他找上了日本人。 他最早是“线人”,替日本人打探消息、提供地头信息。后来干脆成了“资助者”,大笔捐款支持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据说仅抗战期间,他捐款价值七十多万两白银,用来购买战机、维修军舰。光捐飞机就买了40多架。他跟日本驻中国情报系统那是已经把脸放地上踩、当荣耀。 他不止送钱。他还出人。日军在华北、东北打仗缺人手,他派人招工、拉丁、送情报,直接充当间谍系统的外围网。他用自己的工厂做掩护,把商人身份包装成情报站,运兵、传信,干得一条龙。他不是为了逼迫,不是为了保命,而是自愿。他一边喝着清茶一边看着中国人在日军炮火下死去,一分良心都没有。 抗战结束后,他没被立刻抓到。国民政府时期因为政局混乱,大批汉奸漏网。张本政也躲了几年。他以为风头过去了,还试图东山再起,继续从商。可惜换了新政权。东北很快清理旧账,张本政这条“大鱼”终被捞出。 被捕后,他的案子不复杂。证据一摞摞,账目清清楚楚,收据、信件、交际记录应有尽有。他本人态度也算“坦然”,该签字签字,该画押画押,不认罪也不悔罪。问他为什么要替日本人效力,他说:“我看得起他们。”这句话传出去,旅大市民炸锅了。有人痛哭,有人怒骂,还有人把家里仅存的陈年臭鸡蛋特意带到公审现场。 枪决那天,天气闷热,万人围观。张本政被押上刑场,他走路慢,却没颤抖。警察给他戴上布套,他自己动手扯了扯,像是在整理出场装束。然后,背后响起几声枪响。人群涌上来,有人向尸体吐口水,有人还在嘶吼:“这个人,为什么活了这么久?” 张本政之死,不只是一场清算。更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宣泄。多年战乱,多少家庭破碎、城市沦陷、生灵涂炭,而像张本政这种“本国人帮外人”的存在,是很多人心里最大的痛。他们不是战场上的敌人,却在背后开枪,是披着国人皮的毒蛇。对这种人,法律该审判,人民更不能原谅。 新政权上台初期,严打汉奸是重要一环。不仅是为了正义,更是为了立威、塑信、清除社会旧毒瘤。张本政的案例,被反复提起,被写进通报、做成展板,走进课堂。他代表的是一种极端背叛,也是一种彻底失败的阶层。他那一代“权商勾连”的商人,靠外力换身份,最终也只能被历史扔进垃圾桶。 更残酷的是,他没留下子嗣。家人早年避祸出逃,有的去了香港,有的据说远走海外。他死后,连埋尸的地方都没人记得。旅大官方曾提议立一块警示碑,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人们说,这种人,不配留名字。 回头看,这不是一个老人的死亡,而是一段民族记忆的落幕。他活到86岁,但他的生存,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历史在等待一个时机,把账慢慢清掉。他走的那天,太阳正毒,地上满是人群踩烂的臭菜叶和干涸的鸡蛋壳,没人再提他是商人、是富户,只记得他是那个“该早死的汉奸”。 历史可以宽容失败者,可以同情苦命人,但从不原谅背叛者。张本政没死在战火里,也没病死在床上,而是死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几十年积压的怒火和耻辱中。他活过黄金时代,也活过动荡年代,可他没熬过人民的记忆。 这一枪,不只是还债,是一整个民族对背叛的答复。历史账册上,终于写下一个句号。
邓小平晚年忆三陈:最痛惜陈赓,最心疼陈再道,裁军时他牺牲太多陈赓,1903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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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喵呜哒
凡是汉奸都要遗臭万年,不管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