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国共两党从水火不容走向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放下旧怨。 “陈独秀”就曾咬牙切齿地说：“蒋介石杀了我的许多同志，还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这份恨意的源头，要从他对两个儿子的“非常父教”说起。 陈独秀与原配“高晓岚”离婚后，娶了她的妹妹“高君曼”，但他做了一个外人看来近乎无情的决定：不让前妻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与新家庭同住。 兄弟俩只能白天打工，晚上睡在《新青年》编辑部的地板上，外人大多以为是继母高君曼刻薄，但高君曼自己也非常委屈。 曾向朋友倾诉：“我身为他们的亲姨母，做继母只会比亲生母亲更好，然而独秀却不让孩子回家，外人怎会知晓其中内情呢？”” 当这句话传到陈独秀耳朵里时，他只冷冷甩下一句：“妇人心软害子弟，好心反倒结恶果，”在他看来，“少年的人生，自创前途”才是正道。 在这种近乎残酷的磨砺下，兄弟俩确实养成了独立的风骨，他们拒绝父亲的任何资助，思想上也很有主见。 到了1919年，陈延年在上海接触无政府主义，还成立了“进化社”，对父亲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全盘接受。 同年底，兄弟俩更是自己报名留法勤工俭学，连声招呼都没打，直到第二年陈独秀途经上海，才发现儿子们早已远渡重洋，虽然有疏离，但他内心深处，或许正为这种独立精神感到欣慰。 1924年，革命形势急需人才，一封电报将陈延年从巴黎召回，这是他与弟弟陈乔年第一次长时间分离，抵达上海后，陈延年没回家，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便直接去中央报到。 父子重逢，感情非常生疏，甚至旁人都没看出他们的关系，此后，陈延年被派往广州，他深入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很快被工友们称作“老陈”，在当地迅速打开了局面。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弟弟陈乔年也已是组织里的骨干，年仅23岁便配合“李大钊”领导着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 然而，到了1927年6月，恐怖笼罩整个上海，中共江苏省委接到警报，一个秘密联络点的交通员被捕，时任书记的“王若飞”立刻命令机关撤离。 陈延年带人外出侦察后，却对安全形势做出了误判，当他返回时，不幸落入军警的包围圈，为了掩护同志，他与敌人在街头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 在狱中，陈延年坚称自己是工人，敌人看他满手老茧，也信以为真，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托请胡适设法营救，胡适又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帮忙。 谁知吴稚晖是个狂热的反共分子，非但没帮，反手一封电报拍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庆贺其捕获“共党要犯”，陈延年的身份瞬间暴露。 到了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押至龙华监狱，在临刑前，他拒不下跪，最终被残忍杀害，更残酷的是，仅仅一年后，1928年6月6日，弟弟陈乔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牺牲于同一刑场。 国民党方面刻意不归还遗体的做法，彻底碾碎了陈独秀心中对南京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接连丧子，这位父亲的悲痛可想而知。 据监狱档案记载，那段日子，他时常整夜对着墙壁坐着发呆，却从未在外人面前掉过一滴泪，巨大的个人悲剧和政治打击，并未磨掉陈独秀的棱角。 直到1932年，他在上海被捕，多数律师怕惹祸上身，不敢接案，倒是政敌章士钊主动为他辩护，谁知陈独秀当场站起来反驳：“章律师说的都是他个人意思，我当共产党领袖从不后悔，他根本没问过我！” 这一下导致章士钊满脸通红，事后感叹陈独秀是他这辈子最难打交道的人，法庭初判他“叛国罪”，入狱十三年，陈独秀当庭抗议，最终改判八年。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旧友胡适来探望，惋惜道：“你要是不搞政治，专心做学问，哪会落到这般地位。”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提前获释，刚出狱，蒋介石的说客就带着聘书和十万经费找上门，请他另立山头对抗延安。 这位老人当场摔了茶杯，冷笑着让对方碰了一鼻子灰，并托人带话：“我要是贪图富贵，1921年就不会拒绝孙中山的部长位置！” 后来，中共派人劝他认错归队，他也同样拒绝了，晚年的陈独秀带着妻子潘兰珍流亡四川江津，生活极其困顿，甚至要亲自下地种土豆。 直到1942年5月，63岁的陈独秀在江津病逝，在临终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嘱咐她“往后要自己立起来，靠双手吃饭”，又特意交代那两万块钱：“就算饿死也不准动！” 潘兰珍记住了丈夫的话，她在农场干了四年活，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在学校食堂做工，直到1949年病逝，她始终未曾动过丈夫留下的那笔稿费。 陈氏父子用三段截然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人生。 【信源】中国国家档案馆《陈独秀狱中档案全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