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那天，北京街头人声鼎沸，广播一遍遍地播着：“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孙玉芹正提着菜篮子走在回家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她想起家里的那口子——于敏，又不见人影一个多月了。她脚步快了些，心思却乱成了一团。 饭桌上，孩子们闹腾，孙玉芹兴奋地对着刚回家的于敏说：“老于你看，咱们的氢弹成了！”他却只是低头扒饭，嘴里“嗯”了一声，像是听到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孩子们不懂，孙玉芹却一下子红了眼眶，那些年吃苦的日子，那些次在电话响三声后挂断的焦虑，全都堵在了这一声“嗯”里。 饭吃到一半，于敏突然抬起头，说：“氢弹爆炸成功，咱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 孙玉芹一愣，连忙摆手：“哎呀！氢弹爆炸跟咱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她是真心觉得没必要，家里经济紧巴巴，几个月前才拿硬纸板垫了弹簧蹦出来的沙发座。 于敏没说话，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整整一千块，都是新的十元票子。孙玉芹看傻了，嘴唇张了张，一个字也没说出来。这可是普通工人五六年的工资，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走，带孩子吃烤鸭去！”他那天第一次语气轻快，像是松了一口气。全家出了门，直奔全聚德。 孩子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馋得眼睛都直了，看着那一片片薄得能透光的烤鸭片，一个个咽口水咽得响。 小儿子直接抱着一只鸭腿啃，满嘴油。孙玉芹给于敏卷了个饼，他吃得不多，眼神却一直盯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吃到一半，孙玉芹压低声音问：“老于，那大炮仗……真跟你有关系？” 于敏那一刻没看她，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玉芹啊，以后咱们家，能安生吃饭了。国家强了，家才能好。” 她没再说话，眼眶却红了。那些年一个人过日子，被左邻右舍问个不停，“你家那口子是不是出事了？”她只能笑着说“搞理论研究”。 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研究啥，只知道信箱地址只能写“XX号信箱”，电话响三声必须挂断，每次出差连去哪儿都不能问。 有次冬天，他回来得早了，孙玉芹正煮饭。他一进屋，脸色苍白，额头冒汗，腰都直不起来。她吓坏了，问他怎么了。他说胃病犯了，没事，歇歇就好。 后来她才知道，那时候他在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零下三十多度，馒头冻得砸地上都能崩个坑，他躺在冰冷的板床上，边捂着胃边演算公式。 他不说，她也不问。他走，她就守。这一守，就是六年。六年里，他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几个月几个月见不着人。 邻居说她“守活寡”，她笑笑不说话。她心里清楚，他不是不想回来，是不能。 那时中国刚刚搞出原子弹，国外却在嘲笑，说中国人有弹无枪。苏联专家临走撂下狠话，说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氢弹。 于敏听了这话，没当场发火，回去却三天没合眼。他说：“人家不信我们，那我们就得干给他看。” 那几年他疯了似的在黑板上写公式，草稿纸堆得跟人一样高，梦里还念叨“中子输运方程”。 1967年6月17日，中午12点。新疆罗布泊大漠深处，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那天，天塌地裂的响声传遍世界。 青海221基地的帐篷里，大家哭的哭，笑的笑，嗓子都喊哑了。他却独自走出帐篷，站在戈壁滩上，看着那蘑菇云，胸膛剧烈起伏，眼眶发热。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心头压了好多年的一座山，终于被搬走了。 那1000块钱，是国家奖励“两弹一星”功臣的奖金，也是他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他没舍得花，最后却全数交了党费。 后来组织说给他配专车，他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坐公交车挺好，还能接触群众。”他常被人看到拎着一个磨出毛边的破布包挤公交，像个普通退休职工。 再后来，他的一切被解密，他的功劳被世人知道。人们才知道，中国氢弹的核心设计，是“于敏构型”，是他和团队用算盘和计算尺抠出来的独门技术。 那条技术路线，至今还是国家最高机密。 再后来，孙玉芹问他：“那顿烤鸭还记得不？”他笑了，眼睛亮得像个孩子：“记得啊，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只鸭子！” 他没说，那一顿鸭子，是他给这个国家，给这个家，许下的最温柔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