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子夜》原名《夕阳》，于1931年10月开始创作，至1932年12月5日完稿，共19章。有些章节分别在《小说月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过，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子夜》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现实，并且在广泛展示当时社会生活时，也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及各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小说塑造了80多个人物形象，吴荪甫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吴荪甫有学识、有胆识，眼界高远、志向远大。他游历过欧美，考察过西方工业，梦想着兴办民族工业企业，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不满足于在农村建立的“双桥王国”，伺机兼并那些小型工厂，不断扩充自己的企业实力。他联合孙吉人、王和甫成立益中信托公司，经营银行信托业务，他敢于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掮客赵伯韬对垒，甚至不惜与其背水一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工业界的“强人”最后依然惨败于赵伯韬的手中，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吴荪甫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那个时代，民众的财富根本得不到保障。什么社会？专制社会、权力经济。

专制社会中，民众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对经济随意支配和掠夺。众所周知，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垄断一切。在古代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私有制。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即便官拜丞相，只要一旦触怒龙颜，朝夕间就会成为赤贫，家族沦为奴仆。

皇帝富有四海，从春秋《管子》之后，就规定了官山海，官天财，而君天下，强调“予之在君，夺之在君，富之在君，贫之在君。”老百姓不能让他们太穷，也不能让他们太富，因为“民富不可禄使，民贫不可罚威”。

社会经济运转一切围绕着权力要求而展开。权力要求平天下，就决不允许经济生活中新关系产生而波及太平；权力要求独享支配权，就不允许经济离开权力控制。权力为了实现对社会资产绝对支配权，推行一种君天下的财产所有权关系。

用超经济的权力机制来推行“君天下制”，实际上是权力经济，从而使封建社会商品关系中打上明显的官商烙印。

权力性。它不仅表现为封建专制权力随意的对民众财富进行掠夺，还决定了只有和权力结合，民众的财富才能得到发展，因而官商成为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

掠夺性。权力随意对民众的财产进行掠夺，在“家天下”之下，宗族的族长甚至可以用“收族”的名义而把族人的财产收归族有，官吏们可以随意打着法律的旗号对民众进行各种各样的罚款、罚没，巧立名目的征收各种税费。

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通过编户齐民制，尽最大可能地将全国一切丁口变为向皇权国家承担赋税的“王民”。由于皇权专制性的周期性膨胀、统治集团贪欲和奢糜的加剧，所以王朝初期的“均赋”“薄赋”政策总是迅速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制度所取代，并最终引发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直至使王朝在财政困境和社会困境的双重窘迫中走向灭亡。

在皇权政体“一治一乱”的运行周期中，任何一定时段内盛世的繁荣都因为出于“权力经济”大背景的制约。历代王朝中所谓的盛世现象始终不能跳出这一盛衰轮回。其实，王朝盛世的出现与权力阶层贪欲和专制性的膨胀相同步。

越到盛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统治的贪欲是愈发的膨胀。统治权力对市场的横加干涉、恣意侵渔、残酷掳掠，对工商业者的百般欺凌甚至任意诛戮，也就越来越肆无忌惮，并以此汇入整个王朝政治日益黑暗的泥沼。

专制社会中，皇帝位于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拥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权力，皇权几乎不受任何来自制度或组织的制约，帝王意志通常也即国家意志。皇帝独揽对臣民的土地、财产乃至人身的统属权和支配权，几乎对社会资源形成独家垄断的局面。

所以说，普天之下任何财富，在源头上都是由帝王们所创造，卑微的子民能够享用这些财富则出于帝王赐福。一切财富在法理上都天然和最终属于皇帝，即所谓“王者所有社稷”。土地所有权如此，民众的财产更如此。统治者化天下之大公为一己之大私，可以任意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臣民百姓只能无条件服从。

在垄断权力无处不在的高压之下，普通经济人的处境可谓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连最低限度的私人产权都无法获得来自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保障，更遑论财富的持续创造与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