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说出差至少要三天，谁知道这次特别顺利，提前一天回来了。

不到中午12点回到家门口，我掏出钥匙开门，将钥匙插进锁孔之后，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对，钥匙根本转不动锁。抬头看一下，没错，1608号，正是自己的家，门口那“出入平安”的贴画，是过春节的时候，我和女儿贴上的。

既然房间没错，那是钥匙错了？抽出来仔细看一看，也没有错。再插进锁孔试一试，仍然转不动。

我掏出手机，拨家里的电话，刚拨了两个号码，我突然闻到了某种阴谋的气味。

我拨打小翠的手机。

小翠虽然是保姆，但在家里的地位比我还高。

我老婆蒋孝丽是江城市市场监管局市场监察处的副处长，常常会有人送给她手机茶叶之类，拿到新手机，换下来的旧手机卖不了几个钱，蒋孝丽就顺手给了保姆小翠。整个市监局大院有很多小保姆，小翠是第一个雇主给配手机的。

小翠的电话通了：“胡哥，你有什么事吗？”

我问：“你在哪里？”

小翠说：“我在外面遛狗呢。”

我再问：“谁在家？”

小翠一下子显得十分警惕，反问我：“你在哪里？”

我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端倪，便撒了谎：“我在明阳市，谁在家里？电话一直占线。”

我明显感到小翠放松了下来：“蒋姐在家，可能是她在用电话吧。”

我已经明白了一切，却仍不甘心，继续追问了一句：“她没有开会吗？”

小翠：“会已经开完了。”

早在几年前，市监局就曾有人暗示过我，蒋孝丽之所以一再得到提拔，是因为她和某位上司关系暧昧。我也了解过，他们所说的这位上司，就是分管市场监察处的副局长程怀仁。

我一直持有一种观点：家庭和事业，是人生的两大支柱。两根支柱可以断一根，但绝对不能两根都断。当一个人家庭和事业都陷入困境的时候，你必须稳定其中之一，只有稳定了一半，才能好好处理那烂掉的另一半。而我目前面临的，恰恰就是这样的难题，家庭和事业都不顺。

以老子的脾气，早就想离婚了。蒋孝丽也表示过明确态度，跟一个懦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或许还可以忍受，如果跟一个懦弱而且失败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就是人生巨大的悲剧。

早先，我是市一中的语文老师，因为经常写些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投稿，还得过那么几次奖，就觉得自己是全江城市最有才华的人，这个学校盛不下自己了，恰逢江北省科协主办的江北科技报招聘采编人员，我踌躇满志地过来应聘了。

一切都很顺利，我顺利入职并成为民生周刊的副主编。

百无一用是书生！到了新单位我才知道，我踩进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坑：在这个拥有近两百人的省级大报，有编制的不超过10个，拿基本工资的不超过30个。

民生周刊是总编常大志“承包”的独立部门，每月给报社缴5000块钱的承包费，报纸的采、编、校都是我这个副主编带几个生瓜蛋子来搞，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基本工资。

想拿钱，就得创收。

比如拉广告、拉软文，但我们这样的周刊印刷不到3000份，能有什么广告效果？

目前最大的“经济增涨点”在发表论文和给一些“钱多人傻”的单位做“专题”，发论文创收上不了规模，做“专题”你得有关系。

我他么的由教书匠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文化乞丐（惟一欣慰的，学校里还有我的编制）。

几年来，我一直在回避蒋孝丽红杏出墙的问题，可没想到的是，这个难题今天竟然以这种方式极其突然地出现在面前。

作为男人，我无论如何无法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这一瞬间，我暗暗告诫自己，已经忍了几年，忍得心头滴血，如果还有哪怕一点点男儿的血性，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忍，一定要想个办法进去，将这对狗男女堵在床上。

要想进去，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破门而入。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站在门口往里面打电话，明确告诉她们，我就站在门外，叫她开门。

破门而入，应该可以将他们赤身裸体逮在床上，我甚至可以大闹一场，让隔壁邻居都来看看他们的丑态，令他们颜面尽失，在整个江北省市监局，再也抬不起头来。另一种办法虽然缓一些，也不可能捉奸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