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中被改变的5亿中国人

作者｜蓝字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中国当代公益活动大致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81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这是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随后几年，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陆续成立。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并于同年发起“希望工程”。

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庞大的国家，从一穷二白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公益的需求是长期存在且迫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有很多角落没有被传统公益形式覆盖到。

2004年7月15日，广东开平市网民张妙娥实名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篇名为《全天下的朋友恳请进来》的帖子，向论坛网友求助，帮她筹款做心脏手术。帖子在版主的标红下，引来了众多关注，有人实地考察，有人联系了媒体，更多的网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通过互联网的力量，张妙娥最后成功获得了救助。

| 张妙娥

这是一次极其普通的来自个人的求助，但展现出互联网助人的力量。无数像张妙娥这样的人一直存在，他们努力求生、等待被看见。正是互联网让他们的境遇得以被传递开，让更多人加入帮助的行列。动员起更广泛的力量，改善更多受助人的境遇，成为公益行业数十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行动的方向。

互联网公益时代的到来，让这个进程开始加速。原本不被看见的议题开始被看见，原本难以触达的群体开始被救助，公益从未如此接近最需要它的人们。

依托经济的腾飞、技术的变革，从捐赠人，到公益机构，再到互联网公益平台，各方力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连结，最终汇聚到了受助人身上。

互联网公益也成为了第三次分配的新动力。更多捐赠人、企业与公益机构的联动，让5亿多农村人口受益。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也被唤醒了我们传统之中对善的追求，社会的价值观正在悄无声息地被重塑。

触及不被看见的受助人

打开“老兵回家”的官网，可以看到一份2022年9月的捐赠明细：

“2022年9月，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下，我们共筹得善款 ¥8,412,996.57 元，其中：腾讯公益到账 ¥1,694,245.32元；支付宝E公益到账 ¥265,564.58元；阿里巴巴公益宝贝到账 ¥19.42元;公益网店（天猫+淘宝+微店）到账 ¥194,510.00元；新浪微公益到账 ¥56,267.10元；抖音公益到账 ¥5,521,694.03元……”

超过90%的捐赠来自互联网。自孙春龙发起“老兵回家”项目，互联网公益始终扮演支柱的角色。2005年，孙春龙当时还是《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在一次金三角的采访中，他意外得知了滇缅中国远征军老兵群体的存在。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惭愧，也意识到，“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他必须去做点什么。

三年后，他第一次帮助滞留缅甸密支那的89岁老兵李锡全找到了位于湖南桃源县的家，并想方设法筹来了路费，送他回乡探亲。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 李锡全与战友在腾冲国殇墓园

到了2011年，他通过互联网将2千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连结在一起，帮忙办理老兵回乡的相关手续、联系机场的贵宾通道乃至免费的食宿。30多位流落在缅甸和云南等地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得以回到家乡。

资金总是问题，孙春龙尝试过找企业募捐，只是一听到远征军是国民党老兵，收到的往往是拒绝。相反，互联网没有辜负孙春龙。

这年9月，他在微博上发了为90岁的远征军老兵杨剑达募捐归途费用的帖子，不到一个小时，老人的机票、食宿，甚至办理证件的费用全部被网友认领。中秋节前夕，他又在微博发起“3000朵菊花绽放国殇墓园”的活动募捐，当晚就有195人认领，款项远超预期，他提前终止了募捐。

也是这一年，孙春龙辞去了记者的工作，正式注册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成为全职公益人，“老兵回家”作为一个正式的公益项目，上线各大互联网公益平台。11年过去，1000万人次的捐赠，超3亿的善款，改变了11980名抗战老兵原本寂静的晚年。

大多数老兵，原本在村子里孤独终老，但临近人生终点，他们还有愿望。住在破房子里的百岁老兵孙永清，圆了重返战场、看看战友的梦，不再为生活操劳；听见了七七事变第一声枪响的王炳秋，终于说出了尘封已久的往事……

相当长时间里，中国普通人对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历史知之甚少，对滞留在缅甸、泰国等地大量远征军老兵的遭遇更是一片空白。老兵们常说，他们不怕战死，怕的是被遗忘。互联网公益时代，他们终于被看见。

过去多年里，这样的公益故事已经在不断重复书写。乡村的空巢老人、尘肺病家庭、长江的江豚、城市的流动儿童、罕见病患者、孤独症儿童、迁徙路上的候鸟……互联网公益让那些曾经一度被忽视的群体、被忽略的需求，被看见了。

对于这些曾经“小众”议题的关注，是全民公益时代，公众尝试重塑公益行业逻辑的过程，也正是互联网公益中国样本的核心目标之一。

美国同样经历过这个过程。上个世纪初，富人一度主导着公益行业的方向，彼时的美国公益，也把大部分力量放在教育、公共设施、医学研究等较为“大众”的领域之中。但近百年的发展，美国公益行业早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就实现了全民的公益参与——160万的非营利组织，7成的个人捐赠，足以让公益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 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医院落成典礼上

在中国，实现“由大及小”转变的则是互联网公益。在2021年的中国社会捐赠总量中，来自互联网的100亿元捐赠虽然只占到8.4%，但这8.4%之中，却是超过十万个或大或小的公益项目，小到几百，大到几亿，都在切实地改变着中国的受助人。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反过来，互联网上每一个不起眼的受助项目，都在回应一个群体的需求，改变一个群体的处境。

八年过去，互联网捐赠的占比从2013年的0.4%，提高到2021年的8.4%，不难想象，这个比例还会持续地上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捐赠人会充满自信地说一句：互联网公益，将改变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受助人背后的全民动员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不妨从一个项目的诞生开始讲起。

腾讯公益上有个“创造残障青年新生活”的项目——许多残障人士无法独立出行，只能长期困在一个小圈子之中，项目计划为残障青年提供线上及线下的身心成长、社会认知以及能力提升方面的培训。

项目由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发起，今年9月-10月，它开展了一个残障自媒体视频博主课程，有40位残障学员参与了学习，最终有19名学员开始做起了短视频、直播。

项目的立项时间2020年2月1日，截至今年12月19日，项目已收到17867份公众捐款，共19万4千多元的捐赠，且 “本项目的捐款记录已被区块链永久保护”。

| 残障青年正在上分享课

一个页面背后，是捐赠人、公益项目与公益平台之间的联动，让累计400名残障青年获得了一次深度成长与学习的机会。如果有25万个项目得以立项，将为中国大约1亿的残障群体赋能。

改变就是在这种看似简单的联动之中完成，但现实的变革要来得更复杂一些。

2016年，《慈善法》出台，作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首部法律，它改变了公益行业 “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面。对中国互联网公益意义重大的一点，是公募权的“放开”。

在《慈善法》出台之前，中国将社会组织划分为三个类型：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基金会又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面对社会公众筹款。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捐赠，不能直接“公募”。要想“公募”，必须找到公募基金会合作。

问题是，公募基金会偏偏又并不愿意与公益机构合作。原因很简单，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至少70%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或企业家的捐赠，仅有少数几家在公众筹款有不俗成绩。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一针见血，“多数公募基金会则与政府业务部门是利益共同体。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使用主要都是通过政府系统，为政府拾遗补阙。与国外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个人不同，目前中国的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企业，企业一般喜欢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选择草根组织。这就形成了政府、官办慈善和企业捐赠人的利益‘铁三角’。”

如今，这个“铁三角”已经被逐渐打破。互联网公益时代，受助群体终于越过信息壁垒来到公众面前，捐赠人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工具实现便捷捐赠，没有公募资质的公益机构得以与公募基金达成合作实现公募权的共享，互联网公益平台则成为连结的中心。

到《慈善法》出台，明确个人或组织可通过与具公募资格的机构合作筹款，又在之后陆续指定了30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互联网公益再无后顾之忧。

至此，互联网公益的全民动员终于完成。一个求助的人，可以通过公益平台连接到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公益机构；一个生病的父亲，可以通过一个朋友圈的链接，跨过地理位置的限制进行求助；一个受助群体可以通过一条短视频，撬动数亿人的参与。

| 抖音公益上的短视频

这又是一个由我们自己讲述的中国故事。

在印度、东南亚等区域，由于互联网覆盖有限，缺乏足够的技术条件来实现公益全民动员；在英美等国，又早在互联网普及以前，就已经在社区公益实践中完成了全民动员。

唯独在中国，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打造出了全民动员的中国样本。追寻源头，中国互联网公益史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在为今天的改变创造基础。

1995年，北大学生贝志诚等人，为铊中毒的同学朱令，通过电子邮件向国际医学论坛求助。类似的网络求助，在以后成为常态，更诞生出了轻松筹、水滴筹之类的大病救助平台。

2007年，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的公益基金——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创立。互联网公司参与公益，在之后成为一种共识，也是一种责任。

2016年，中国第一部关于慈善的法律《慈善法》的出台，在此前后，99公益日、95公益周、人人公益节分别设立，3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陆续公布。公益悄无声息地成为了我们互联网生活的一部分。

全民动员之下，公益实现了多元化。捐赠人、公益机构都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公益机构可以跳出“公募权”的限制，关注到更多不同议题的受助群体；捐赠人也可以突破捐赠金额、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实现人人、时时、处处的公益。这种借由互联网实现平台实现的精准救助，减少了以往的救助供需信息不对称，也让公益变得更多元。

公益行业也在其中实现了自我完善，公益产生的社会价值也在不断提升。谁愿意捐、捐给谁、谁需要救助、怎么救助、送达渠道怎么样、效果如何.....互联网整合信息的效率让公益成为一件有的放矢的事。从受助人，到普通的网民，到公益机构，到互联网公司，到互联网公益平台，到政府部门，也在整合之中实现了更紧密的联动。

公益，也因此得以改变更多受助群体的命运。

第三次分配，改变5亿人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先富起来”，这是过去多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1985年，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623.4亿元，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690元；到2021年末，中国的住户存款余额已达103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

在这37年里，中国的GDP排名从世界第九，上升到了世界第二；最新的“财富五百强”里，中国有145家公司上榜，大公司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各国之首。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先富如何带动后富，也成为了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第三次分配，则成为其中一条重要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个本土概念，20世纪90年代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指的是人们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间的捐赠和转移收入，这既不属于市场的分配，也不属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

中国人观念中，三次分配概念出现得很晚。中国长期生产力落后，导致大多数人只能“独善其身”，难以“兼济天下”。

在互联网公益出现以前，主要起到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是企业——在捐赠总量上体现得最明显。除了汶川大地震后的全民捐赠潮，企业捐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70%左右。以2019年为例，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9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赠来源为企业，占比为61.71%。来自个人的比例仅为26.40%。

相较之下，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多，但2021年中国慈善捐款总量仅为美国的4.7%，约等同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整体水平，人均慈善捐赠额更是只有美国的1%左右。总体而言，中国的第三次分配水平相对较低。

在过去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也一直在汲取国际经验，更多集中在传统公益慈善领域。英国有成熟的慈善法律体系，中国也在2016年出台了《慈善法》，目前修改《慈善法》的工作也在推进当中。美国的慈善捐赠税前扣除及遗产税政策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关键推动力，2019年的“99号公告”，也进一步明确了个人捐赠的相关个税政策，鼓励纳税人参与公益捐赠行为，遗产税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如今不一样的是，中国互联网公益正在成为第三次分配的新动力，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更多人得以分享改革与发展的红利。

去年9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助力共同富裕工作小组，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而在此前，腾讯也已累计投入1000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与“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拼多多则设立“百亿农研专项”，面向农业及乡村的重大需求，不以商业价值和盈利为目的，致力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科技普惠。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公司，也都已经陆续推出类似的计划。

| 参与公益助农直播的县长

互联网公益成为这些计划的重要载体。今年的99公益日特别设立的“共同富裕专场”中，腾讯公益方面就投入了50亿的资金，也同时带动了更多公益机构的参与。以人均GDP排名后15位的省份为例，参与公益项目多达2651个，捐款超过1800万人次，公众捐款9亿元。

今年的双十一期间，淘宝直播头部主播李佳琦的其中一场公益助农专场中，来自广西、贵州等地的满庭月丝苗米、金顺昌桂花蜜等农产品，实现了总销量近13万件。自2020那年以来，仅李佳琦直播间，就已经售出近千万件农产品，公益助农销售额超过3亿元，覆盖了新疆、贵州、云南等20个省份。

各方合力之下，改变因此来得迅猛而自然。四川德阳市金轮镇兴隆社区的900多位村民，拥有了一套健身器材；河南省鹤壁市浚县袁庄村，在去年的洪水里有1695人受灾、2770亩土地被淹，如今他们饮上了干净水，还拥有了街心公园；贵州铜仁市印江县，151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孩子，1000名因残疾、灾害等原因无法安心上学的困境未成年人，开始有了健康成长的希望。

| 正在参与活动的铜仁困境儿童

从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到如今的乡村振兴公益项目惠及5亿多农村人口，互联网公益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探索越发深入。

这其中，是因为一批捐赠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公益习惯，公益概念普及之后带来的更多参与，以及数百亿的捐赠，也让互联网捐赠的占比从2013年的0.4%，提高到2021年的8.4%。

是因为超过1.5万家的公益机构，用十几万个公益项目，覆盖到了这片土地上尽可能多的受助群体。

也是因为30家互联网公益平台，不仅投入数千亿的资金和大量人力，还全方位地调动起了社会资源，为共同富裕贡献互联网公益方案。

或许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善有善报”。互联网公益带来的改变，与时代的变化密不可分。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公益的进步，互联网的技术革新推动着公益的进步，公众思潮的变化推动着公益的进步，受助群体的发声也在推动着公益的进步。

与此同时，公益的改变也在反哺这个时代。公益的概念在这个时代的普及，让中国传统之中对“善”的追求被互联网公益激发，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也非出现实考量，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公益文化。

在可见的未来，互联网公益必然会撬动起更多的社会力量，更深入地连接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受助群体，共同书写这一份互联网公益的中国样本。

蓝字计划将连续推出关于互联网“中国样本”的系列专题观察，敬请关注。也欢迎专业人士、广大读者给予我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