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刘邦继位后，刑白马而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封王就成了帝王之家的专利。后来吴楚七王之乱平息，汉景帝及此后的统治者亡羊补牢，采取措施逐步削弱了宗室诸王的实力。

汉代之后宗室分封反反复复，到了唐代时，宗室分封基本上已经是徒有虚名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君主专制的发展导致皇位之争日趋激烈，同姓之间的倾轧并不比异姓之间的角逐来得轻松，而君主权势越重，便越觉得孤立无援，对兄弟子侄也不得不严加防范。

从历朝历代的情况来看，唐宋两朝的宗室应该是最“无能”的，他们虽然有很高的爵位，但是终其一生都与政治绝缘，成为了被圈养宫中的匹夫之流。

唐代的宗室爵位和异姓爵位不像明清时期那么分明，他们都隶属同一个系统。按照《大唐六典》的记载，唐代封爵凡九等：一曰王，食邑万户，正一品；二曰嗣王，食邑五千户，从一品；三曰国公，食邑三千户，从一品；四曰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五曰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从二品；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从三品；七曰开国县伯，食邑七百户，正四品上；八曰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正五品上；九曰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从五品上。

一等王爵中，具体又分为亲王和郡王两类。按定制，宗室分封到第四等的郡开国郡公为止，也就是说，只要是皇子、皇孙，最低的也能混个郡公。实际执行情况是，皇帝的兄弟和诸皇子皆封为亲王；皇太子之子皆封为郡王；亲王之子，法定承袭者为嗣王，其余为郡公；此外因皇帝加恩受封郡王、嗣王者，其法定承袭者只能袭国公。

可以看出，唐代的宗室爵位中根本就没有世袭罔替这一说，不论是亲王还是郡公，每换一代人就会降等，而且普遍都是降二等。仅就爵位传承来看，唐代的宗室比明清时期的宗室待遇差远了。

唐代的封爵制度到了武则天时期陷入了混乱状态。唐初，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开国功臣，所封的不过是国公，极少有封王爵者，有也是少数族长、酋长以及隋末群雄来降者。

武则天干政时，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封武氏族人二十余位为王。中宗复位，又封敬晖、张柬之等五人为王。韦后外戚中也有少数人被封为王。

玄宗继位后，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一大批王爵，大体上恢复了旧制。不过玄宗晚年，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东平郡王，将帅封王也由此开了先例。

到了肃宗时，国家财政空虚，赏赐功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财大气粗了，主要是以官爵加以封赏，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异姓王遍布天下，而爵位的含金量也因此大打折扣。

郭子仪

当时的军队中，只要是个像样一点的官，头上都有很高的爵位，所以在军中根本无法计较爵位的高下，甚至有仆人而服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比如郭子仪麾下就有将领数十人，皆有王侯之爵，但是郭家仍拿他们当奴仆，以致于时人不以封爵为荣。

随着宗室和异姓爵位的不断放开，原先的经济待遇，即“食邑”也在不断增加。

唐初规定：亲王食邑万户，实封八百户，每户以三丁为限，其中三分之一输于朝廷。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亲王账面上是食邑万户，实际上只有八百户，而且这八百户还不是全部，必须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收入上缴国库。

高宗时期，王公实封数开始超过原额；武则天时期，相王实封至三千户；中宗时期，相王实封增加到五千户，温王、卫王也达到了二三千户。后来相王实封又增加到七千户。

宰相韦嗣立鉴于食邑的不断增加，危及国家财政，便上疏指出：“臣闻自古封茅土、裂山河，皆须业著经纶，功申草昧，然后培宗庙之享，承带砺之恩。皇运之初，功臣共定天下，当时食封，才只三二十家。今似寻常特恩，遂至百家以上，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则资用有余，国家则支计不足。有余则或致使奢僭，不足则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

除了韦嗣立，当时还有很多大臣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但一直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至玄宗即位，对封户数额最高限制在三千户之内。一直到宪宗时期，才正式规定，封家不得直接向封户征调，所有实封所得一律由国家统一供应，至此，食邑就丧失了原先的含义，变相地成了一种俸禄。

唐代的宗室比宋代的还憋屈，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居住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随时都在皇帝和百官的监视之下，既不能外出居住也不能担任官职，李唐宗室也就在这种承平制下，成了真正的“匹夫”。